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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法律學習者的71條金律
    2019/10/23 10:29:53  點擊率[17]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律師
      【出處】《真實世界的法律思維:出乎意料的61堂法律微課》
      【寫作時間】2019年
      【中文摘要】學法律為的是用法律,將法律運用到具體案件中。在我們熟悉的法律教科書中,對案件的分析是純粹的法律分析,一切社會因素都不應干擾案件的法律分析,案件對應到相應的法律就會得出一個確定的結論。但是,在真實場景的法律應用中,執法者、當事人、律師等相關主體的背景、能動性等各種社會因素,會對案件產生這樣或者那樣的影響。也就是說,法律的書本世界和真實世界在相當程度上是割裂,這種割裂大大影響了法律學習的質量,很多人學了多年法律仍然無法有效地在現實生活中運用法律。《真實世界的法律思維:出乎意料的61堂法律微課》試圖在書本世界和真實世界之間架一座橋梁,成為法律學習者一本有價值的配套讀本。
      【中文關鍵字】法律應用;法律思維
      【全文】

        真實世界的法律思維有兩大難題:一是“當書本理論遇到社會真實場景,這時候書本上的法理論往往就沒用了”;二是“有一個強大的思維慣性--日常思維,人們常常忘記了法律而以日常思維來分析問題”。
       
        真實世界的法律思維,并非那些只能意會而無法表達的法律思維,本書所定義的“真實世界的法律思維”是“意想不到”,既包括一般書本理論里“意想不到”的真實世界維度,也包括純粹日常生活思維“意想不到”的理論高度。
       
        真實世界的法律思維,既要在書本理論的基礎上加上真實世界的維度,也要在真實世界日常思維的基礎上加上書本理論的高度,由此形成一個循環。
       
        書本里的法律思維,模擬的常常是“單人決策”的情形,只存在辨認事實、適用法律的思維決策。但在現實生活中完全是另外一種場景,現實生活中很少有“單人決策”的情況,大多數情況下,你是在一根漫長的博弈鏈條中做選擇,你的一個行為會觸發其他人的應對行為,你的決策必須考慮到其他人的意圖。
       
        懂法律不能保證你能用法律保護自己的權益,法律的應用更像賽跑,你是在跟你的對手賽跑,他會不擇手段地跑贏你。真實世界的法律思維要求我們必須判斷對手在哪里,對方當事人怎么“出牌”,法官怎么“出牌”。
       
        法律的應用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過程,但是,“以事實為根據”并非以客觀事實為依據,而主要是證據事實。從理論上來說,客觀事實不管是否有人認識到,答案始終是二選一:存在或者不存在。而證據事實則是能夠得到證明的或者不能得到證明的。在真實世界中,證據事實只是你的主張。作為一種主張,它不是過去發生的既定事實,不是存在與不存在的問題,而是一個證明的問題。
       
        你借給張三1萬元,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是,如果無法拿出證據證明,你的事實主張就無法成為法官裁判的依據。
       
        在訴訟過程中,我們往往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景:一些疑難、復雜案件存在兩種不同的法律理解、不同的解釋意見、不同的裁判方案,各有其理由。原告可以找到一個法律依據,被告也能找到一個相反的法律依據,此時主審法官常常感到無所適從,面臨法律適用選擇的難題。這說明法律是不確定的。這種不確定性正是我們在法庭上博弈的空間所在。
       
        法律需要用一堆語詞來表達,一個語詞所指的對象,其核心部分一般會有共同的理解,比如蔬菜指什么,不同當事人以及法官會有一些共同的看法。但是,談及這個語詞所覆蓋的范圍邊界時,就會產生不同看法,例如,西紅柿是蔬菜還是水果。
       
        法律約束力不僅是約束別人的,而且也是約束你自己的。法律是一場博弈,你說別人違法,小心也會被別人告違法。
       
        對方當事人的不誠信行為,不僅損害我方的合法權益,也影響審判的公正高效,浪費司法資源,損害司法的權威及公信力。在適當條件下,選擇攻擊對方的不誠信行為,則是一項很好的訴訟策略,既可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也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有利于改善司法秩序。
       
        輿論媒體與司法體系的認知標準有所不同,輿論媒體為博取眼球更看重感情的煽動和追隨大多數人的意見,又因為偵查手段的缺乏而滿足于通過口供、小道信息甚至流言來形成案件事實。輿論或媒體中出現的事實往往會與“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有所差異,不少公眾基于這一種事實形成了自發的評價意見,形成了一種“體制外的審判”。
       
        當我們在書本里應用法律,輿論的力量可以視而不見,而在真實世界,它有時是一股強大的力量,是法律應用中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因素。輿論的挑戰是多方面的,它既會影響判決,也會影響我們的判斷。
       
        當輿論將我方定義為“壞人”時,我們要知道:“壞人也有三分理。”輿論眼中的“壞人”與法律眼中的“壞人”經常是兩回事。當輿論將我方定義為“受害者”時,我們會收獲“同情和支持”,但是,某些特定案例,例如強奸案受害者,可能會遭到世俗眼光的另眼看待,這時則需要強大自己的神經對抗它。
       
        “一切不牽扯利益得失的知識,都只不過是智力游戲。”書本里的法律思維就是典型的智力游戲,真實世界的法律思維則是直接牽扯利益得失沖突的。在真實世界中,你在法律上的每一次選擇,都是直接奔向某種利益的,但你也須承擔這個選擇的成本。
       
        書本里的法律應用,你的目標很明確,對它的衡量有客觀標準,有人為你打分數,法律應用水平就看你分數的高低。書本里的法律應用,失敗了可以重來,經常可以重新再考一次,但是,在真實世界,你不一定再有重新來過的機會。在真實世界,你的目標是利益,而利益是與時間連在一起的,這樣,在面對法律問題時,我們必須明確時間節點,明確做什么,不做什么,回到事情的本質--追求利益而不是法律本身的輸贏,用最寶貴的時間解決最關鍵的任務。
       
        法律的應用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過程,不過,“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管是事實還是法律,都是為了一定論證而存在的。為什么論證呢?顯然是為了達成一定的利益。
       
        客觀發生的生活事件有復雜的形態,而法律應用過程中,事實則是從客觀發生的生活事件中截取出來的具有論證性的命題。如果將客觀發生的生活事件比作一塊木頭,那么事實就是為組裝家具從這塊木頭上鋸下的小木塊。同樣,法律也是如此,是為達成一定利益的論證需要而從法律體系中截取出來的。
       
        法官追求公正,但是,人總是有惰性的,法院也需要通過種種考核來促使法官追求公正,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法院的考核指標也是法官利益所在。外人理解的公正可以不摻雜其他利益考量,但法官經常是背著考核指標來理解公正,他們會考慮到錯案責任追究,考慮到社會穩定以及大局意識、政治任務等。
       
        有太多游離于法律灰色地帶的問題,僅從法律角度去看待問題,法律思維會告訴我們說“不”。事實上,除非不做事,否則,你是離不開法律的灰色地帶。面對灰色地帶,你不能只是說“不”。在書本里說“不”沒有代價,但實踐中說“不”則會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減損。現實生活中,很少存在“絕對不行”問題,是否選擇行動必須站在比法律更廣的維度上去看待,法律思維的任務不是簡單說“不”,而是告知風險同時給出解決方案。
       
        法律是一種眾人之事,你遵守法律并不代表你能安全,還需要別人遵守法律。在糾紛的對抗中,你要看到對方怎么出牌;在遵守法律的實踐中,你也要看別人是怎么對待法律的,國家是怎么對待法律的,否則,你對法律的遵守反而是不安全的。盡管權利受到侵害之后,你可以得到補救,但是,這補救畢竟是事后的,并不能完全填補你的損失。一個懂法的人不僅是守法,更要看到對方違法的可能以及對方違法對自己的沖擊。
       
        “潛規則”是相對于“明規則”而言的。它是指沒有明文規定的,卻又在某些人群中被廣泛認同、實際起作用的一種規則。
       
        一些“潛規則”屬于不法、不道德的“陋規”,這些規則背離了正義觀念或明文法律規定,因此,不得不以隱蔽的形式存在。通過這種隱蔽形式,將正式互動拉入私下交易,憑借私下的規則替換,獲取正式規則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一些“潛規則”則是可以用來彌補明規則之不足以更貼近實際,有其合理之處。有人主張既然合理,就應該讓它公開化變成明規則,大家共同遵守,不要再“潛”下去,但是,由于人的理性和語言能力的局限性,有些規則就是只可意會而難以變成正式規則,合理的“潛規則”不可能人為地消滅。
       
        還有一些“潛規則”,合理與不合理兼而有之,合理原本應該公開讓大家遵守以達公平之效果,但是這些規則同時隱含著不合理,一旦公開則會沖擊人與法律之間的信任體系。
       
        真實世界的法律充滿各種合理和不合理的“潛規則”。不合理的“潛規則”,你要規避它、對抗它、扼殺它,而合理的“潛規則”的“潛”本身就是一種生存策略,對于你來說,其重要性甚至高于某些正式法律規則,如果沒有弄明白的話,你無法玩轉法律應用。
       
        法官很忙,這導致有些法官態度不是很好,不要以為法官在故意幫對方當事人“卡”你。在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中,王公道法官收了李雪蓮的臘肉,但還是判李雪蓮敗訴,法律的底線就在那里,王公道就是想,腳也邁不過去。對方當事人就算搞定了法官,也只能在某些可進可出的事情上做文章,不敢公然違法。在當今反腐的高壓態勢之下,敢“吃喝卡要”的法官更是極少。相當一部分律師其實是在自己不擅長的領域處理法律事務,相對而言,法官大多是在自己擅長的領域辦案,他們代表著公正和司法的威嚴,一定注意提醒自己尊重法官。
       
        一個判決書肯定是有人贏有人輸,如果能做到“雙贏”那可能就是虛假訴訟。公正體現在有輸有贏,但是,很多當事人卻不這樣認為,勝訴了,他就認為法官公正,敗訴就怪法官腐敗。更有一些當事人鬧訟、纏訟,或者利用網絡輿論裹挾司法裁判,極個別當事人甚至對法官實施暴力攻擊,使法官籠罩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之下。這些困境也徒生了一些“潛規則”,一些執法者遇事能推則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畏首畏尾,僵硬裁決。
       
        真實世界的法律思維,要求我們理解執法者的困境,也要積極爭取,為權利而斗爭,主動對抗各種“懶政”“妄為”的“潛規則”。執法者有他們的困難,遇到他們的“懶政”“妄為”行為,簡單情緒化的對抗可能于事無益,最好還是要以平和的態度與他們多溝通,將事實講清楚,將法律說明白,讓他們有足夠的信心認定你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如果執法者對法律或證據的理解把握得不夠全面,應該盡可能尋找相關的案例或者有權威的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行政解釋提供給他們參考。
       
        法官是一個孤獨的職業,一個優秀的法官應該慎獨,要與社會、當事人、公眾保持距離,距離產生權威。法官是人,需要有正常的社會交往,但是,其權力太大,很容易成為社會公關的對象,周邊與其交往的人充斥著太多的目的和利益,稍有松懈可能就萬劫不復。
       
        “司法勾兌”是一種嚴重違法違紀以及涉嫌犯罪的“潛規則”,盡管近年來司法環境已有很大改善,但它還是在某些角落頑固地存在。講到這些“潛規則”,并非讓你在法律應用中使用這些規則,而是要了解它,規避它。除此之外,還要懂得如何與之對抗,因為你的對手可能會這樣做。
       
        證據的采信不是法官能隨心所欲決定的,不過,證據只是已發生的案件事實的客觀遺留。一種證據是不是客觀遺留會有爭議,而且,客觀遺留不是事實本身,無法百分之百地還原事實,其所推定的事實會有不同看法。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對證據的采信以及待證事實確信的形成有重要的影響。
       
        律師不能承諾辦案結果,為什么還要請律師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律師更懂得“潛規則”。當然,我們這里指的是合理的“潛規則”。如果不是因為這些“潛規則”,一切都有法律明文規定,律師的價值就沒那么大了。
       
        書本里的法律思維,只要有足夠理解能力,你能洞察一切,面對的事實和法律都是可知的。但是,在真實世界,信息永遠不完備,你無法洞察一切,而且時間和對手也容不得等你了解事實與法律的全貌后再動手,容不得你找到最優方案后再執行。
       
        目前流行的絕大多數法律教科書,將對事實和法律內涵的認知看作沒有內在結構的黑箱,認為人有辦法通過證據證明客觀事實,相信法律的內涵本身是明確的。其實,人的認識能力本身是有局限的,不可能獲得事實、法律以及法律適用過程的相關參與者的完整信息。
       
        書本里的法律思維,法律人據以決策的書本知識,是確定、固定和完備的;而真實世界的法律思維,要求你在不確定、易變和不完備的信息面前作出適當的決策。
       
        一個檢察官或者法官,即使他審慎再審慎,仍然有太多的外界因素會騙過他的眼睛--無法得到絕對考證的證據,假證人,以及因為科學局限作出錯誤結論的鑒定,等等。
       
        一個律師,他存在的理由就是因為信息不完備,因為善與惡沒有絕對清晰的界限。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喬治·薩瑟蘭曾經感慨道:“沒有律師代理,被告人就算完全無辜,也有定罪之險,因為他不了解證據規則,無法判斷指控成立與否,也不懂得如何作無罪辯護。”律師的存在讓法律對惡的懲罰變得困難,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律師的存在也讓好人被懲罰變得更困難。律師的角色不是追求絕對正義,沒有像法官和檢察官那種擔心自己造成冤假錯案的壓力,不過,因為信息不完備,律師的決策常常也是兩難的選擇。
       
        有罪、無罪都是信息不完備下的一種推斷而已。無罪辯護如果成功能給被告帶來最大利益,但如果無罪辯護意見不被法院所采納,被告人的許多法定從輕、減輕情節可能就不為法庭采納,結果對被告人量刑過重,這是刑辯律師普遍存在的兩難問題。
       
        有的案件的證據事實與客觀事實相符合,有的案件的證據事實則會與客觀事實相背離,但是,沒有一個全能的上帝幫助我們確定:哪些是相符合的,哪些是相背離的。由此可見,法庭只能根據不完備信息做決策。當法律應用到現實生活,所有準備打官司的人都得有這樣的意識:你的官司充滿風險,按照客觀事實你應該能贏,但是,法庭卻不能保證你贏,因為在法庭上用于裁判的“事實”只是事實碎片的重構。
       
        艾倫·德肖維茨對律師的工作有一個深刻的判斷,他說,美國的司法制度建立在“不說出”全部事實的基礎之上,律師的工作就是用一切合法手段來隱瞞“全部事實”。你的對手,你對手的律師,他們總是傾向于隱藏對他們不利的事實,要讓客觀事實重現,你必須充分考慮對方各種出牌。
       
        書本里的法律思維,事實與法律都是確定的,但是,在真實世界,事實與法律卻是不確定的。這兩者的巨大反差,讓很多人,包括聰明絕頂的社會達人,對真實世界的法律思維,仍然停留在幼稚的階段。書本里的法律思維,只要你能理解文字,你就可以把握事實和法律的確定含義,就能自如地進行推理并得出結論。真實世界的法律思維,你需要另一種智慧,你要考慮對手的出牌,也須在信息不完備的條件下作出決策。
       
        法庭認定的事實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是通過法律規則“塑造”出來的,不再完全是客觀事實的重現。作為用法的當事人,我們必須善于運用法律規則和證據規則發現事實、表述事實,讓法庭盡可能在有利于我們的信息下做決策。
       
        交通事故發生后,行人與機動車雙方肯定都會拼命找有利于自己的證據,以證明對方應該多負責任,自己少負甚至不負責任。但是,作為裁決者的交警部門、法院其實對交通事故信息的了解是不完備的。因為信息不完備,有可能激勵極個別不理性的司機將對方直接撞死,這樣對方死無對證,見了警察,到了法院,如果沒有其他優勢證據,他自己的說法就很重要,說不定讓他贏了。當然,如果交警部門、法院有足夠智慧,是不會讓這些不良司機得逞的,但判斷交通事故是過失事故還是故意傷害與謀殺,不光存在信息不完備,也是一個要花費大量人力、財力的工作,是社會資源的消耗。
       
        信息不完備無法從根本上克服,作為雙方當事人中的一方,檢察官對需要認定的事實只能根據事后碎片化的證據,對事實的辨認存在天然的不足,而另一方,也即被告人,如果其是真正的有罪者,雖然能夠提供有關犯罪情況最好的信息,但如果不給他激勵的話,他的最大興趣應該是讓事實的確認變得困難。與其沒有把握判被告有罪,還不如讓他以較小的罪名受到懲罰,而且辯訴交易這種處理案件的方式還可以大大減少審判費用。
       
        糾紛的解決不是科學研究,人們雖然希望找到真實,更重要的是追尋正當性地解決糾紛。所謂正當性,是指糾紛的解決能夠讓當事人及其他社會成員接受的屬性。神明裁判,這種將案件的是非曲直訴諸偶然的和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自然現象來決定,用現代法治的原理來看,確實不合理。但是,在當時,卻是有它的正當性。
       
        所羅門智慧源于恐嚇,這恐嚇以故意殺人為代價,他的恐嚇之所以能產生發現真實效果,則是因為兩個女人相信所羅門王有“劈開嬰兒”的權力。而在古時,這個判決被視為是智慧的判決,所羅門也因此成為西方世界婦孺皆知的一個司法正義的守護神。這說明恐嚇以及刑訊逼供作為古時人們尋找裁判事實的方法,也有它的正當性。
       
        因為信息不完備,事實問題是真實性問題,也是正當性問題。社會生活是一個不同個體的共存問題,生活在社會,不得不接受社會的正當性標準。按照客觀真實,你能贏,而法庭認定的事實卻不能讓你贏,對你來說,這是不正義的,但是,這社會畢竟不只是你一個人的,你必須與他人共存,這就意味著你必須接受社會正當性標準。
       
        在昆山反殺案中,劉某的本意可能并非“行兇”,有評論說他是在“戲耍”,在我看來,其內心一開始有可能就是這種想法,他連續用刀擊打于海明頸部、腰部、腿部,而于海明的傷情只是“左頸部條形挫傷1處,左胸季肋部條形挫傷1處”。雖然劉某內心有可能是“戲耍”,但是,判斷是否“戲耍”顯然不是劉某一個人的視角,而是“基于事中的一般人視角”。拿刀(管制刀具)擊打,在事中的一般人看來,就是“行兇”,最后公安機關也認定這是“行兇”。
       
        在書本里,法律是邏輯內在統一的規范體系,但在真實世界,你不僅要認識到法律是正義的體現,還要發現自由、秩序、效率也很重要;你不僅要認識到法治的價值,還要認識到法律的局限性。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法律只有一張面孔,規定在紙上的法律就是最佳的。而在真實世界中你會發現,從不同人的視角理解法律就會有不同的含義,在不同時間點理解法律就會有不同的含義,從正義、自由、效率、秩序等不同價值出發理解法律就會有不同的含義,你必須在頭腦中容納相互矛盾的不同看法。
       
        公正的司法過程除了健全的司法制度外,還依賴于司法工作者個人的品德情操、法理認知甚至性格特點等。
       
        以輕刑換取口供,獲得執法的效率,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公正,但它實現了本來可能無法實現的公正,也節省了社會資本--社會不可能不計成本地耗費資源解決過去的糾紛。改進司法程序無疑還有必要,如增加司法資源、減少辯訴交易案件的比例,但是,改變心中那種絕對正義的執念更為重要。當事人必須學會去理解和接受一個對己不利的判決,接受審判過程的終結
       
        哈維·C.曼斯菲爾德和喬治·W.凱利在《學科入門指南:政治哲學·美國政治思想》一書中這樣說,“沒有任何社會,即使是我們如此自由的社會(原書指美國),能夠接受將所有法律和慣例進行公開的質疑”。當質疑達到一定程度時,政府以及社會也就崩潰了,如果沒有推進和重建社會的能力和可能,質疑就沒有必要了。也就是說,對法律的質疑應該是建設性的。
       
        法律的最終目標是正義,但是,一個在真實世界運用法律的人卻要時刻提醒自己:法律不可能對所有已發生的事件都找到一個唯一正確的答案,很可能存有不同的意見。
       
        法律是分配權利義務的行為規范,并據以定分止爭,目的是解決人的共處問題,而不是要解決人生的意義,不是要做到絕對正確。即使你認為人生有絕對的真理,這也不能直接運用到法律上來,尋求與他人的適當妥協,是保證法律正當性之要義。在運用法律的過程中,要克制心中正義的沖動。
       
        如果說法律是一張網的話,觸犯法律的人,小的可以穿網而過,大的可以破網而出,只有中的才會墜入網中,并不是每個違法的人都會被追究,并不是在每一件事上都能實現正義。保護好人,懲罰壞人是法律應有的正義,但是,世界上不存在“不放過一個壞人、不冤枉一個好人”的完美的司法制度。在真實世界運用法律當然應該追求正義,但也要懂得妥協。
       
        時間不可逆轉,過去發生的事件不可能重現于法庭,對案件事實的查明是一種回溯性的證明,只能用證據去“再現”。以證據推論的方式對訴訟中的爭議事實加以“再現”,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主、客觀因素的影響,難以達成絕對性的認識。
       
        法院宣判辛普森無罪,只是在法律事實上確認了辛普森無罪,而非在客觀事實上確認了辛普森無罪。公正程序下的敗訴可以理解為技術上的失敗,而不是正義對自己的辜負,這樣我們才能接受和從容地面對一份判決書中那些振振有詞的不同意見。
       
        什么是同意呢?法律上的同意是一個“全有全無”的概念,而人的心有時是“同意與不同意”交織在一起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法律是有局限的,它常常用“全有全無”來判斷人無比復雜的心。
       
        “車禍是緣于肇事司機酒后駕駛”這樣一個結論,準確地講,只是對客觀事實的一個概率判斷,因為此因素概率較高,就歸結于此。法庭常常只是以“全有全無”的思路來確定有概率的事實,這種情況再次表明法律不可能對已發生的事件獲得一個絕對的、唯一正確的答案。
       
        由于法律規定的模糊性和解釋的多義性,對同樣的事實經常無法得出一個統一的法律結論。
       
        法律多數情況下是被動的,不告不理。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不會自動站出來,沒有人挺身而出拿法律說話,法律就什么也不是。法律不保護躺在權利上睡覺的人,保護自己的第一責任人是你自己。
       
        正義女神的眼睛是用布蒙上的,只有蒙上眼睛,無視紛爭者的身份,才能不感情用事,不讓親疏來決定善惡。法院必須蒙上眼睛,這意味著,在程序中,公民應該主動作為,為權利而斗爭,積極運用法律。
       
        在法律失效的地帶,人們依靠暴力和欺詐進行生存斗爭,而讓法律失效的原因之一就是你忘記了維護自己的權利。為權利而斗爭,不僅是對你個人權利的保護,也是為整個共同體的自由和法治做貢獻。
       
        法律需要裁決出對錯,但是,真實世界還有另外一個維度:信任。你在法律上贏了對錯,有可能輸掉了信任。在真實世界中,法律應用是人與人在信息不完備的條件下博弈的過程,這要求我們要有對手意識,要懂得在信息不完備的條件下做決策,這也讓人們可以鉆法律的空子。不過,當你鉆空子贏了官司,很可能已經輸掉了信任。
       
        真實世界的法律思維要考慮對手,但是,人與人之間也有合作,這需要信任,它要求你要讓對方相信你不是扳倒他的對手,你沒有懷疑他要扳倒你。真實世界的法律思維要考慮利益,但信任意味著你要兼顧對方的利益,意味著你不能利用信息不完備欺詐對手,欺詐法官。
       
        法律是普遍規則,它的對錯針對普遍人,但是,在真實世界,你不僅要考慮普遍意義的得失,還要考慮與自己、與身邊人的信任關系,有時你必須在遵守法律和維系親情、法律與人性(情)之間做抉擇。真實世界的法律思維要求不能堅持單一的原則,要懂得容納矛盾,但是,信任要求社會有統一可信的原則。
       
        人要信任法律,但法律畢竟不是人,法律不僅在維系人與人的信任關系上有局限,而且在維系人與自己的信任關系方面也有局限,如果因為過多地遵循法律而違背自己的欲望,我們有可能會對自己失去某些信心。在書本世界,法律與信任基本上是和諧的,而在真實世界,你會看到法律與信任的激烈沖突,需要你從中作出選擇。
       
        電影《白日焰火》。 廖凡飾演的離職警察張自力和桂綸鎂飾演的洗衣店女工吳志貞,他們犯過錯,應承擔其應有的責任,但是,他們被傷害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救濟和保護。如果立法一時還無法顧及這么多,那么,真實世界的法律應用不能拋棄這些問題,溫度、人情、人性不能置于我們的思維之外。
       
        法律固然重要,公民有遵守法律的義務,但是,在真實世界,除了法律還有很多,親人之間的信任有時是法律無法顧及的,法律調節之下的行為和在倫理要求之下的行為有時存在沖突,這讓你不得不在法律與親情之中作選擇。
       
        當身邊的愛人和親人都可能是你的檢舉者時,這個世界還有什么信任可言?對犯罪分子,親屬間的背叛極可能導致犯罪分子心靈絕望,不利于犯罪分子的改造。當他們感到這個世界沒有信任可言時,可能是新的社會危機的開始。
       
        如何對待法律與人情呢?這就要回到人情的內涵本身。人情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基本的人倫常情,法律規范的主要就是這一范疇的人情;二是個人善變的感情喜好,這常常在法律之外,有的不為法律規范,有的直接違背了法律。法律也是一種人情,人遵守法律其實也是追求情感的滿足。法律之外的感情也有值得追求之處,不過,要注意的是,那些違背法律的感情喜好常常是善變的,有的是不值得追求的滿足。
       
        法律考慮的是長久的秩序,在婚姻問題上,它更想鼓勵人們去維系那些需要長期經營的婚姻關系;在社會方面,它更想保護那些能維系社會長久運轉的秩序。法律與人情的沖突,有的是因為法律本身的局限無法照顧到各種人情,有的則是因為某些一時的個人喜好并不值得法律照顧,法律甚至還要限制它。

      【作者簡介】
      黃文偉,福建廣播電視大學泉州分校副教授,福建刺桐律師事務所律師。2018年,出版兩本著作《公共生活的底層邏輯》《一句話理解法律:學法律就這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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