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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審判中心主義改革的理論反思
    2019/8/28 15:20:45  點擊率[50]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事訴訟法
      【出處】《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寫作時間】2017年
      【中文摘要】審判中心主義改革是我國近期出現的一場重大司法改革運動。但為推動這一改革所出臺的實施意見,卻只是對現行制度做出了再次強調和重申,而少有真正實質性的改革措施。這次改革沒有觸動偵查中心主義的訴訟構造,沒有貫徹真正的直接和言詞原則,沒有真正樹立法院定罪證明標準的最高權威,沒有確保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有效的辯護。近期新出現的國家監察體制的改革還有可能使審判中心主義陷入新的困境。對于審判中心主義改革,我們確有進行全面反思的必要。
      【中文關鍵字】審判中心主義;直接和言詞原則;證明標準;有效辯護;監察體制改革
      【全文】

        一、引言
       
        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將“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公制度改革”列為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標,強調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一改革的意圖在于“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1}。
       
        對于這一“審判中心主義”的改革思路,法學界做出了各種各樣的理論解讀。與此同時,一些司法界權威人士也對此進行了解釋,提出了實施這一改革的具體內容和配套措施。{2}2016年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會同其他三個部門通過了《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標志著那種針對審判中心主義改革理念的討論告一段落,同時也意味著這一改革所蘊含的理念已經有較為具體的制度要求和保障措施加以落實。
       
        那么,這份“意見”究竟確立了哪些訴訟理念和制度安排呢?大體上看,這一份“意見”對現行刑事訴訟法和司法解釋的很多理念和規則做出了重申和強調,其主要內容有以下六個方面:一是偵查機關應當全面、客觀、及時地收集證據,強化對客觀證據的收集,弱化口供的作用,規范取證程序;二是完善公訴機制和不起訴制度;二是統一證明標準,強調偵查和審查起訴要向審判階段看齊,適用統一的法定證明標準;四是重申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強調從源頭上預防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行為;五是貫徹疑罪從無原則,無論是審判還是審查起訴,對于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都要作出無罪判決或者作出不起訴決定;六是推進庭審實質化,要貫徹證據裁判原則,落實直接和言詞原則,確保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確保庭審在查明事實等方面的關鍵性作用,同時還要推進繁簡分流,擴大刑事速裁程序的適用范圍,探索實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用有限司法資源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平正義。{3}
       
        應當說,上述理念和規則既得到改革決策者的再三強調,也為法學界所接受,似乎沒有進一步解釋和評論的必要。面對這份經過再三權衡和博弈而出臺的“意見”,法學界也權且可以將其視為一種帶有宣示性的規范性文件,似乎沒有加以“較真”的必要。然而,假如我們認真地回顧一下法學界和司法界對審判中心主義改革的諸多表述,并對這些表述的邏輯嚴密性以及可預期的實施效果加以反思的話,那么,我們確有必要進行一點“正本清源”的學術工作,對有關概念、表述乃至理念進行澄清。筆者擬提出異議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偵查程序和審查起訴制度的要求能否改變偵查中心主義的構造;二是“證據裁判原則”和“直接和言詞原則”的真正含義是什么;三是刑事證明標準在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三個階段能否走向統一;四是庭審實質化有沒有實現的可能性;五是在辯護制度不發達的情況下,審判中心主義改革能否得到實現;六是有關國家監察體制的改革,特別是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從檢察機關剝離出來,對審判中心主義改革會帶來哪些影響。
       
        另一方面,在審判中心主義改革繼續推進的同時,我國出現了涉及國家監察體制的重大變革。根據2016年在北京、山西、浙江三個省市的試點情況,我國將逐漸組建國家監察委員會,使其與紀檢合署辦公,將紀檢、監察、審計、預防腐敗以及職務犯罪偵查等職能合為一體,從而形成一種國家層面的統一反腐敗機構。這種監察體制改革不僅會帶來我國憲法體制的重大變革,逐步形成“人大領導下的一府一委兩院制度”,而且還將職務犯罪偵查機構從檢察機關徹底剝離出來,使之成為國家監察委員會的職能部門。{4}對于審判中心主義改革的推行而言,職務犯罪案件偵查權被劃歸國家監察委員會,這究竟會帶來哪些影響呢?對于關注審判中心主義改革的人士來說,這顯然也屬于一個值得關注和反思的問題。
       
        二、對偵查中心主義的觸動?
       
        “意見”對偵查和審查起訴程序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除了重申刑事訴訟法的有關原則和規則以外,還提出了一些帶有新意的表述。例如,“意見”為達到從源頭上預防刑訊逼供的效果,要求逐步實現對所有案件的訊問過程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制度;為防止偵查人員實施非法偵查行為,“意見”提出了探索建立重大案件偵查終結前“對訊問合法性進行核查”的制度,也就是在案件偵查終結之前,由檢察機關駐監所檢察官核查是否存在刑訊逼供以及其他非法取證行為的制度;“意見”要求規范補充偵查制度,對于確實無法查明的事項,偵查機關應當向檢察機關提供書面的理由;“意見”要求檢察機關完善撤回起訴的條件和程序。
       
        應當說,這些表述假如能夠轉化為真正的制度的話,偵查程序和審查起訴程序將會變得更為規范,偵查人員違反法律程序的行為也有可能得到有效的遏制。但是,根據我國現行刑事司法實踐的情況,所謂的“同步錄音錄像”,對于遏制偵查人員非法取證行為的效果是極其有限的。這一方面是因為負責操作錄音錄像的技術人員本身就是偵查機關內部的工作人員,不具有基本的獨立性和超然性,經常服從于偵查機關的命令,對于偵查人員訊問過程做有選擇的錄音錄像。另一方面,偵查機關經常采取監視居住等變相羈押措施,有些職務犯罪偵查機關還借助于紀檢的“雙規”措施,盡可能在正式羈押之前獲取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以至于將拘留或逮捕后的訊問變成對前面訊問結果的確認過程。再加上法律并沒有明確要求檢察機關將同步錄音錄像移送法院,辯護律師經常無法查閱錄音錄像的全部內容,這就造成公訴方隨意有選擇地進行當庭播放、辯護方無法對錄音錄像進行全面質證問題的出現。因此,即便在所有案件中推行同程錄音錄像,這對于督促偵查人員遵守法律程序也是無濟于事的。
       
        至于駐監所檢察官對訊問合法性的核查制度,雖具有一定的新意,也令人有所期待,但是,這一制度的實施效果同樣也是令人懷疑的。迄今為止,辯護律師在審判前階段發現受到刑訊逼供或其他非法取證行為的,有時會向這些駐監所檢察官提交諸如“非法取證控告書”之類的材料,并申請檢察官調查核實或者固定保全相關證據。但是,駐監所檢察官要么對此置之不理,要么即使做出了一些調查核實活動,但也不會將相關證據提交法庭。畢竟,駐監所檢察官也是檢察機關內部的工作人員,他們不可能違背檢察機關所負擔的訴訟職能。作為國家公訴機關,檢察機關的根本職能還是要追訴犯罪,確保法院做出有罪的裁判。駐監所檢察官即便要對訊問合法性進行核查,也主要是從保障公訴成功的角度進行核查,而不可能做出削弱或者推翻公訴方證據體系的舉動。
       
        如此看來,我們應對“意見”中的一些新表述不宜過分樂觀,對其能否推行以及實施效果也要采取較為慎重的態度。但更需要反思的是,作為審判中心主義改革的主要制度載體,“意見”并沒有從根本上觸動我國現行的偵查中心主義的訴訟構造,無法改變我國刑事訴訟“以偵查為中心”的基本格局。這必然導致所謂的審判中心主義改革最終難以成功。
       
        通常說來,我國刑事訴訟形成了“偵查中心主義”的構造,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在訴訟程序內,偵查機關通過對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剝奪,通過對嫌疑人涉案財物的自行處置,與案件產生了直接的利害關系,并且通過偵查案卷筆錄的移送,對法院審判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以至于架空了法院審判過程;二是在訴訟程序外,偵查機關通過對案件偵查破案情況的公開披露,對參與破案偵查人員的公開表彰嘉獎,對涉案財物的公開處置,甚至通過對遇害公務員授予“革命烈士”等榮譽稱號,造成案件已經構成“犯罪案件”的既定事實,從而對法院審判施加積極的影響,使法院不得不通過形式上的審查來確認被告人構成犯罪的結論;三是檢察機關在接過偵查機關的“接力棒”之后,通過對批捕權和公訴權的集中行使,以及通過行使強有力的抗訴權,使法院審判承受極大的壓力,并且通過退回補充偵查、撤回起訴、重新起訴等程序倒流措施,對那些尚未達到法定定罪條件的案件進行程序補救,從而確保偵查機關的結論最終得到法院的接納和認可。
       
        在偵查中心主義構造的影響下,法院審判往往流于形式,成為對偵查結論的形式審查和確認過程而已,失去了自行產生訴訟結論的能力;偵查機關一旦在認定事實上出現重大失誤,法院審判也不具備基本的訴訟糾錯能力,甚至縱容和掩蓋偵查機關所制造的冤假錯案;法院在認同偵查機關認定的案件事實的情況下,很難接受被告方的辯護意見,甚至會對被告方的辯護加以抵觸和進行限制,結果導致律師的無罪辯護意見很難得到采納,那種旨在挑戰偵查程序合法性的程序性辯護也難以取得積極的效果;在法院無法主導整個審判前程序的情況下,案件難以被及時地進行分流和過濾,甚至會因為偵查、審查起訴與審判程序的交接不暢通而影響訴訟的效率。一言以蔽之,在偵查中心主義構造的影響下,法庭審判不僅無法在認定事實上發揮實質性的作用,而且對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的制約力較為微弱,那種指望通過法庭審判來對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形成倒逼機制的設想基本上是無法實現的。
       
        非常遺憾的是,在這一輪千載難逢的司法改革運動中,無論是改革決策者還是法學界,都對我國實際存在的偵查中心主義的訴訟構造視而不見,既沒有對此做出深入的科學分析,也沒有提出任何有針對性的改革方案。尤其是那份由最高法院會同其他四個部門通過的“意見”,竟然沒有提出任何旨在擺脫偵查中心主義的制度安排。那種要求偵查機關“全面、客觀、及時”地收集證據的規定,在偵查機關不承受法庭排除非法證據之壓力的情況下,幾乎難以發揮任何實質的作用;那種對所有案件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以及由檢察機關對訊問合法性進行核查的規定,在偵查案卷筆錄可以被移送法院并被作為定案根據的情況下,也難以發揮“從源頭上治理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效果;在偵查中心主義構造不受削弱的情況下,檢察機關要通過程序倒流機制來架空法庭審判、迫使法院接受經過程序補救的偵查結論,仍然是難以禁絕的問題。
       
        三、對直接和言詞原則的誤讀
       
        在審判中心主義改革過程中,直接和言詞原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調。在一些實務界人士看來,只要確保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確保證據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并確保對證人、鑒定人的當庭質證,那么,直接和言詞原則也就得到了貫徹,并進而實現了庭審實質化的改革目標。在最高法院會同其他四部門通過的“意見”中,有關規范法庭調查程序、完善對證人的法庭質證規則、完善法庭辯論規則、完善當庭宣判制度等方面的內容,再次得到重申和強調。
       
        但是,僅僅通過確保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建立相關的舉證、質證和辯論規則,就能使直接和言詞原則得到貫徹實施嗎?在2010年以后,隨著刑事證據規則的逐步確立,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的情況逐漸增多了起來,對證人、鑒定人的當庭質證甚至交叉詢問也隨之出現在法庭審理過程之中。但是,伴隨著證人出庭作證的同時,法庭竟然允許公訴方宣讀偵查機關所做的證人證言筆錄,并將這種證言筆錄與證人當庭證言同時作為法庭舉證、質證和辯論的對象,甚至還以證言筆錄“得到其他證據印證”或者“當庭證言得不到其他證據印證”為由,直接將證言筆錄作為定案的根據。既然證人出庭作證并不具有將證言筆錄阻擋在法庭之外的效力,那么,直接和言詞原則真的得到貫徹了嗎?
       
        其實,直接和言詞原則是大陸法國家所確立的一項基本原則,它由“直接審理原則”和“言詞審理原則”組合而成。所謂直接審理原則,其實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在場原則”,即法庭開庭審判時,被告人、檢察官以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必須親自到庭出席審判,而且在精神上和體力上均有參與審判活動的能力;二是“直接采證原則”,即從事法庭審判的法官必須親自直接從事法庭調查和采納證據,直接接觸和審查證據;證據只有經過法官以直接采證方式獲得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言詞審理原則又稱為“言詞辯論原則”,是指法庭審判活動的進行,須以言詞陳述的方式進行。這一原則也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參加審判的各方應以言詞陳述的方式從事審理、攻擊、防御等各種訴訟行為,所有沒有在法庭審判過程中以言詞或口頭的方式進行的訴訟行為,均應視同沒有發生,或不存在,而不具有程序上的效力;二是在法庭上提出任何證據材料均應以言詞陳述的方式進行,訴訟各方對證據的調查應以口頭方式進行,如以口頭方式詢問證人、鑒定人、被害人等,以口頭方式對實物證據發表意見,任何未經在法庭上以言詞方式提出和調查的證據均不得作為裁判的根據。{5}161
       
        作為一項證據法原則,直接和言詞原則對證據的法律資格提出了專門要求,也就是所有證據必須在法庭上由法官、陪審員親自接觸,經控辯雙方當庭質證,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從消極的角度來說,那些未經裁判者當庭接觸、未經控辯雙方當庭質證和盤問的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與此同時,作為直接和言詞原則的基本要求,法庭審判原則上不得中斷,法官在審判過程也不得中途更換,否則,原來所進行的法庭審理活動應歸于無效。根據這一審判集中進行原則的要求,法律必須對于法庭休庭時間做出嚴格限制:一方面,法庭審理一旦啟動,即應持續不斷地進行,即使不得不休庭,也應有最高休庭時間的限制,超出這一時間,法庭審理應屬無效;另一方面,在法庭審理結束后,法庭應連續不斷地進行評議和表決,以便產生裁判結論,庭審結束與宣判之間的時間也應有最高期間的限制,超出這一期間,法庭審理及其裁判結論也都應被宣告無效。
       
        當然,公訴方移交的偵查案卷筆錄一律不具有證據能力,這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應有必要的例外情形。首先,這些庭外證言和書面陳述可以發揮一種“彈劾證據”的作用。也就是說,在證人、被害人出庭作證的情況下,假如證人、被害人當庭提供的證言與原來所作的庭外證言和陳述不一致,或者當庭改變原來的證言和陳述的,控辯雙方可以申請法庭宣讀該證人、被害人原來所作的庭外證言,以有效地質疑證人、被害人當庭所作證言的真實性。在此情況下,法院可以允許控辯雙方宣讀證人、被害人的庭外證言和陳述。不過,這種庭外證言和陳述的作用只能被用來對當庭證言和陳述進行質證,而不能被法庭采納為定罪的根據。其次,假如證人、被害人出庭作證時出現記憶喪失或者記憶模糊的情況下,法庭允許宣讀其審判前所做的證言筆錄,以便喚起證人、被害人的記憶。但是,這種對證言筆錄的宣讀也只能起到“喚起證人記憶”的功能,而不能作為法庭做出有罪認定的根據。
       
        我國原來對偵查案卷筆錄的移送和采納并沒有做出任何法律限制。但是自2010年以來,隨著刑事證據規則的出臺和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逐步建立了起來。法律確立了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法定情形,規定了證人、鑒定人不出庭作證的法律后果,甚至還建立了證人出庭作證的程序保障機制。多數學者據此認為,我國刑事證據法已經確立了直接和言詞原則。
       
        但在筆者看來,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的建立,僅僅貫徹了言詞審理原則的要求,卻沒有真正貫徹直接審理原則。無論證人、鑒定人是否出庭作證,公訴方提交的證人證言筆錄、鑒定意見的證據能力都始終沒有受到否定,承載這些“傳聞證據”的案卷筆錄一直成為法院認定案件事實的基礎。與此同時,我國法律沒有確立審判集中原則,對于休庭時間和次數沒有做出限制,對于所謂的“定期宣判”更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方式。這是我國貫徹直接和言詞原則的最大制度障礙,也是我國實現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基本困難。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簡要分析。
       
        首先,案卷移送制度的恢復,使得直接和言詞原則的貫徹面臨嚴重困難。2012年《刑事訴訟法》恢復了案卷移送制度,使得法官在開庭前就可以全面接觸公訴方移交的案卷筆錄。這會帶來兩方面的消極后果:一是法官只要事先全面接觸了公訴方的案卷材料,就可能不再傳召證人、被害人、鑒定人出庭作證,而會直接采納書面證言和陳述,并根據這些書面證言和陳述認定案件事實。那些庭前查閱過案卷筆錄的法官,甚至可能在開庭前先行進行實質性的證據調查,而將法庭審理過程徹底地變成一種法律儀式。這對于直接和言詞原則的貫徹構成實質性的挑戰。二是我國刑事訴法繼續奉行一種以案卷筆錄為中心的庭審方式。這種庭審方式對于直接和言詞原則的貫徹也構成消極的影響。在這種庭審方式下,法庭既無法親自聽取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就案件事實的當庭陳述,也無法通過詢問偵查人員來獲取案件偵查過程的事實信息。法庭沒有責令公訴方通過舉證來重現案件事實的全部過程,而是簡單地接受公訴方業已形成的事實認定結論。
       
        其次,即便在證人、被害人出庭作證的情況下,法庭竟然仍然允許公訴方宣讀偵查人員庭前制作的證言筆錄、被害人陳述筆錄和情況說明材料,甚至直接以這些筆錄證據來否定證人當庭證言、被害人當庭陳述的證明力。可想而知,在這些“傳聞證據”暢通無阻地進入法庭審理程序的情況下,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出庭作證將變得毫無意義。
       
        再次,法律對法庭審理開始后休庭的時間和次數沒有做出限制,導致直接和言詞的法庭審理變得毫無意義。這是因為,任意的休庭會造成法官難以連續不斷地完成對案件事實的認識過程,影響法官內心確信的完整性;同時,任意休庭還會帶來“定期宣判”的濫用,使得法官在形成裁判結論過程中受到外部因素干預和影響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要真正貫徹直接和言詞原則,切實有效地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就必須要將公訴方的案卷筆錄阻擋在法院的大門之外,并且否定公訴方所做的證言筆錄、被害人陳述筆錄、偵查人員情況說明等書面材料的證據能力。否則,僅僅依靠言詞審理原則的表面貫徹,是根本無法實現直接審理原則的。另一方面,還需要對法庭審理過程中的休庭時間和次數作明確限制,確定最高休庭期限,并設定超出法定最高休庭期限的無效后果;在增加當庭宣判適用范圍的同時,還要設定“定期宣判”的期限限制,確立法庭審理結束與宣判之間的最高期限,否則也要確立審判無效的法律后果。
       
        四、證明標準的統一化?
       
        在審判中心主義改革過程中,司法改革決策者認為,要突出審判程序在刑事訴訟中的中心地位,確保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的案件事實經得起法律檢驗,應當由法院通過審判來決定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因此,偵查和審查起訴都要向審判階段看齊,適用統一的證明標準。{6}“意見”也明確重申,偵查機關偵查終結、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人民法院做出有罪判決,都應當做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與此同時,“意見”還要求偵查機關、檢察機關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標準收集和運用證據,法院則應按照法定程序認定證據,依法做出裁判。
       
        其實,有關證明標準統一化的問題,1979年以來的三部刑事訴訟法都做出了明文規定。所謂“統一證明標準”的理念,無非強調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和法院定罪裁決都要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最高證明標準。但是,假如偵查機關偵查終結都要達到這一最高標準,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也要達到如此高的證明標準,那么,法庭的審判活動豈不純屬多余了嗎?這種要求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在各自訴訟階段都要達到最高證明標準的規定,是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體制的必然產物,其實質在于強調公檢法三機關都是各自獨立的司法機關,所做的訴訟決定都要適用最為嚴格的證明標準。在這一體制的影響下,偵查作為刑事司法“流水作業線”上的第一道工序,被賦予全面查明案件事實的責任,而審查起訴和審判則無非發揮產品檢驗、拾遺補漏的作用,并在案件尚未達到法定證明標準時進行必要的程序補救活動。可見,恰恰是這種對“統一證明標準”的強調,才促成了偵查中心主義的理念,并阻礙了審判中心主義改革目標的實現。
       
        另一方面,所謂“證明標準”,只有在訴訟過程中存在“司法證明機制”的情況下才有確立的必要。而“司法證明機制”存在的邏輯前提,則是存在著最低限度的司法裁判形態,也就是存在著裁判者主持審理、控辯雙方平等對抗的訴訟構造。我國審判程序中存在著基本的訴訟形態,當然也就存在著司法證明機制,法院對犯罪事實的認定就要滿足法定的證明標準。所謂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其實即是法院認定犯罪事實的裁判標準,也是公訴方在證明被告人構成犯罪時要說服法官接受其訴訟主張的標準。但是,在我國刑事訴訟中,無論是偵查還是審查起訴,都不存在真正中立的裁判者,也不存在控辯雙方平等對抗的機制,當然也就沒有司法證明機制存在的空間。既然就連司法證明機制都不存在,那么,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也就不存在證明標準的問題。而刑事訴訟法為偵查程序和審查起訴程序設定“證明標準”的努力,顯然也就沒有實際意義了。
       
        當然,有人可能會提出疑問:既然沒有必要為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設定統一的證明標準,那么,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還會遵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一最高標準嗎?這豈不造成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各行其是,最終導致案件辦理質量下降嗎?
       
        其實,刑事訴訟法是否為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設定統一證明標準,對于偵查質量和審查起訴質量的提高并不會產生實質的影響。我國刑事訴訟法一直以來都要求偵查、審查起訴和法院審判遵守統一的證明標準,司法實踐中不照樣還是奉行偵查中心主義的理念嗎?法院也還不是照樣對那些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做出“留有余地”的判決嗎?
       
        在筆者看來,要真正突出法院審判的中心地位,就需要為法院定罪設定最明確的最高證明標準。過去,刑事訴訟法對于法院定罪的證明標準沒有給予準確的解釋,法院在適用這一證明標準時也存在靈活解釋的余地,結果造成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對這一證明標準都置之不理,將大量明確沒有達到法定證明標準的案件起訴到法院,從而使法院承受極大的辦案壓力。經驗表明,唯有法院定罪的證明標準是明確而可操作的,法院審判的中心地位才能確立起來。2012年刑事訴訟法對“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標準所確立的具體標準,有助于形成證明標準中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的有機結合,特別是對“排除合理懷疑”標準的引入,以及司法解釋對這一標準的精確解釋,更是強化了這一證明標準的可操作性。例如,法院可以將以下情況都視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全案證據之間存在無法解釋的矛盾或者無法排除合理懷疑的;綜合全案證據無法得出唯一結論的;在只有間接證據的情況下全案證據無法相互印證、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明體系的;等等。在刑事訴訟法和司法解釋對法院定罪的證明標準做出越來越明晰的解釋的情況下,無論是偵查機關還是檢察機關就都有了賴以遵循的辦案尺度。而法院在具體辦案過程中對此標準的嚴格遵守和精確解釋,也是促使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遵守辦案標準的前提條件。否則,假如像過去那樣,動輒將法定的證明標準加以靈活適用,將其解釋為所謂“兩個基本”,也就是“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實、充分”,那就無疑等于自毀江山,將證明標準降格要求,必然給了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靈活處置的空間,以致于最終導致所謂的“最高證明標準”無法得到遵守。
       
        與此同時,要維護法院在確定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方面的權威地位,除了確立明確、具體的證明標準,并確保法院嚴格遵守這一證明標準以外,還必須嚴格奉行“疑罪從無”的原則,對于明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堅定不移地做出宣告無罪的裁決。我國司法實踐的經驗表明,對法院裁判權威的最嚴重破壞,莫過于“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這種貌似圓滑、中庸的裁判方式,不僅毀掉了法院的裁判權威,而且導致法定的最高證明標準無法得到嚴格遵守。反過來,法院假如要樹立司法裁判的權威性,對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形成真正的倒逼機制,就必須在嚴格遵守法定證明標準的基礎上,對于那些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者法官內心存有合理懷疑的案件,按照“疑罪從無”的原則,做出無罪之宣告。
       
        當然,目前我國法院的無罪判決數量極少,無罪判決率一度達到0.08%以下,{7}并還在持續不斷地下滑之中。造成法院不敢做無罪判決的原因盡管是多方面的,但歸根結底還是法院沒有堅守法定的證明標準,對于尚未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案件,不敢做出無罪判決。這種對偵查結論、公訴主張的勉強遷就和一味縱容,肯定無法得到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對法定證明標準的尊重和嚴守,相反卻造成了一種允許靈活處置的司法文化。我們假如不消除這些阻礙法院堅守疑罪從無原則的制約因素,反而去強調什么“證明標準的統一性”,苛求偵查機關做出偵查終結、檢察機關提起公訴都要達到法院定罪的證明標準,這無異于緣木求魚,找錯了解決問題的方案。
       
        五、有效辯護的實現
       
        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公制度改革”,就必須確保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有效的辯護。為此,至少應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獲得律師辯護的機會,對那些無力委托辯護律師的嫌疑人、被告人,應當盡可能指定法律援助律師提供辯護。應當說,最高法院會同其他部門通過的“意見”對完善辯護制度給予了強調。例如,該“意見”重申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獲得辯護的權利,保障辯護律師的各項訴訟權利,強調完善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制度。但總體來說,改革決策者對于辯護制度的改革缺乏真正的重視,對于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有效辯護的機會沒有做出實質性的制度創新。
       
        其實,我國現行刑事司法體制的最大問題在于,偵查機關對案件事實所做的認定結論,通過檢察機關的提交,可以暢通無阻地抵達法院,并成為法院裁判的直接依據。這種由公檢法三機關以“接力比賽”的方式所進行的刑事訴訟活動,最終導致偵查成為刑事訴訟的中心階段,審查起訴和審判都成為對偵查工作進行拾遺補漏和程序補救的后續活動。而要破除這種偵查中心主義的構造,除了要維護法院審判的獨立性和權威性以外,還需要構建一種強大的辯護方,足以對偵查機關移交的案卷筆錄及其所認定的事實結論構成有力的制衡力量。而在沒有辯護律師參與或者辯護律師參與范圍極其有限的情況下,法院總有直接接受公訴方案卷材料及其認定事實結論的傾向,既無法將偵查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排除于法庭之外,也無法拒絕偵查機關庭前業已形成的事實認定。一言以蔽之,不確保被告人獲得有效的辯護,審判中心主義改革將是無法完成的。
       
        要確保被告人獲得有效的辯護,就至少需要擴大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目前,強制性法律援助主要適用于那些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案件以及其他三類特殊刑事案件。這種法律援助適用范圍極其有限,導致大多數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無法獲得律師的法律幫助。就連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沈德詠都承認,在那些沒有辯護律師參與的案件中,辯護方“無法與控方形成有效的抗衡,庭審的效果大打折扣”,要實現庭審實質化,擴大法律援助適用范圍勢在必行。{8}14
       
        要確保被告人獲得有效的辯護,就需要在推廣值班律師制度的基礎上,對其進行“辯護人化”的制度改造。目前,我國已經普遍在看守所和法院分別設置法律援助值班律師辦公室,為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特別是在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過程中,幾乎所有愿意認罪認罰的嫌疑人、被告人都有機會獲得值班律師的幫助。但是,這種值班律師制度存在著一些先天的缺陷,亟待進行“辯護人化”的改造。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值班律師適用范圍也是十分有限的,很多偵查機關和法院主要對那些自愿認罪的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值班律師的幫助,但那些既不符合指定辯護條件又不愿認罪的嫌疑人、被告人,卻很難獲得值班律師的幫助。這帶有明顯的“懲罰不認罪者、獎勵認罪者”的意味。二是值班律師主要為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詢,其本身并不是辯護人,既無法行使會見、閱卷、調查等訴訟權利,也無法在法庭上為被告人提出辯護意見,這導致公訴方的指控難以受到有效的制衡,法官也無法了解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和法律適用意見。
       
        在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獲得律師辯護的前提下,我們還需要通過制度安排來督促律師提供盡職盡責的辯護。有效辯護并不等于達到某種訴訟結果的辯護,而主要是指律師恪盡職責,找準找對了案件的辯護思路,并盡最大努力為委托人提供了法律幫助,維護了委托人的合法權益。要督促律師進行有效的辯護,就要建立兩種機制:一是對盡職盡責律師的激勵機制,二是對無效辯護律師的懲戒機制。激勵機制可以主要通過改革律師收費制度確立起來,改革現行的“一攬子收費制度”,逐步推行根據工作量來收取費用的制度,以使那些盡職盡責的律師獲得更多的報酬。而懲戒機制則可以分為訴訟程序內的懲戒和訴訟程序外的懲戒兩類,前者是指對于律師做無效辯護的,二審法院應當以被告人無法獲得有效辯護為由,做出撤銷原判、發回重新審判的裁定。后者則是指對于無效辯護的律師應確立懲罰性法律后果,由律師懲戒機構對其進行紀律處分。
       
        但是,要確保被告人獲得有效的辯護,僅僅督促律師盡職盡責地提供辯護還是遠遠不夠的。在一個不盡如人意的制度下,一個律師即便為維護委托人的利益付出了全部心血和精力,也未必能夠提供令人滿意的法律幫助。律師的有效辯護還取決于司法體制和訴訟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律師辯護的機會。在審判階段,對于辯護律師申請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專家輔助人出庭作證的,法庭動輒以“沒有必要”為由,拒絕了律師的申請;對于辯護律師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法庭通過粗糙的調查就直接加以拒絕,甚至非常草率地拒絕啟動正式調查程序;對于辯護律師申請二審法院開庭審理的,二審法院不經認真審查,就直接加以拒絕,而采取書面審理方式……法院這種濫用自由裁量權的審判行為,直接導致律師失去辯護的機會,也進而導致無效的辯護。
       
        而在審判前階段,辯護律師即便能夠介入刑事訴訟活動,但其參與范圍也是極其有限的。迄今為止,律師在審判前階段的辯護充其量也只是向偵查人員、審查批捕的檢察官以及審查起訴的檢察官發表或者提交辯護意見而已。而在大量使得嫌疑人處于極為危險境地的訴訟過程中,法律都禁止律師參與其中,更遑論提供辯護了。例如,在偵查人員訊問嫌疑人過程中,律師被禁止到場參與,這導致訊問過程很容易出現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現象;在勘驗、檢查、搜查、扣押、凍結、拍賣、辨認、偵查實驗等強制性偵查過程中,律師被禁止到場,失去了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機會;在偵查人員啟動鑒定程序過程中,律師也被禁止參與其中,失去了對鑒定活動進行必要參與的機會……經驗表明,在任何可能導致嫌疑人、被告人處于不利境地的訴訟活動中,只有給予辯護律師參與的機會,才能避免偵查機關實施違反法律程序的行為,避免檢察機關濫用公訴權,避免法院偏聽偏信,以致做出錯誤或者不公正的裁判。
       
        六、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對審判中心主義的影響
       
        2016年開始試點的另一項重大改革方案,對審判中心主義改革帶來了新的沖擊。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北京市、山西省和浙江省將根據行政區劃設置各級監察委員會,該監察委員會與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合署辦公,將整合紀律檢查、行政監察、審計、預防腐敗等各職能部門,組成一個統一協調的針對公職人員的國家監察機構。原來直屬于檢察機關的反貪污賄賂部門和反瀆職侵權部門,將被整體剝離于檢察機關,而被納入國家監察委員會之中。由此,未來的國家監察委員會將同時擁有針對國家公職人員的黨紀、政紀、審計、預防腐敗以及職務犯罪偵查職能。{9}
       
        上述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旨在探索建立“國家反腐敗工作機構”,避免原有行政監察的局限,實現對所有國家公職人員的全面監察。這一改革試點一旦完成,將被逐步推廣到全國,進而帶來國家憲法體制的最大變革。在國家層面上,我國將在中央設置國家監察委員會,各地方設置三級監察委員會,該委員會將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向同級人大負責并報告工作,接受同級人大的監督。從長遠來看,我國原有的“人大領導下的一府兩院制”將逐步變成一種“人大領導下的一府一委兩院制”。{10}
       
        國家監察體制的改革試點帶來了職務犯罪案件偵查體制的重大變革。國家監察委員會下設職務犯罪偵查部門,統一領導對貪污賄賂案件和瀆職案件的偵查工作,這將使職務犯罪案件偵查權從檢察機關徹底剝離出來。{11}這對于審判中心主義改革會產生重大的影響。
       
        首先,在職務犯罪案件的刑事訴訟過程中,檢察機關不再集偵查、批捕和公訴等逐項權力于一身,只保留批捕權和公訴權,這有助于減弱檢察機關與職務犯罪案件的利害關系,加強其公訴活動的中立性和超然性。過去,掌握職務犯罪案件偵查權的檢察機關,既擁有對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的決定權,也享有對嫌疑人涉案財物的處置權,還有可能通過審判前公布偵查破案信息、獎勵辦案偵查人員等方式給社會造成“嫌疑人構成犯罪”的印象,以致使法院承受極大的政治和社會壓力。而這種偵查權一旦從檢察機關手中剝離出來,使之被放置于國家監察機關手中,那么,檢察機關就不會因為提前采取未決羈押措施或者提前采取查封、扣押、凍結、拍賣等處置措施,而與案件的裁判結局發生直接的利益牽連,更不會因為這種利害關系而主動追求“勝訴”——也就是迫使法院做出有罪判決的結論。一個相對中立、超然的檢察機關,更有可能公正地行使批捕權和公訴權,維護國家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
       
        其次,檢察機關不再享有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權,也就等于失去了對法院內部工作人員(尤其是法官)職務犯罪案件的立案偵查權,這可以避免檢察機關通過立案偵查來威脅法院的獨立審判權,有利于維護法院審判的獨立性和權威性。過去,檢察機關基于對職務犯罪案件進行成功追訴的考慮,一般放寬對此類案件審查批捕的條件,追求絕對的100%的有罪判決率。在一些地方,一旦出現法院準備做出無罪判決或者實際宣告無罪判決的情況,檢察機關不惜以直接對法官立案偵查相威脅,或者采取職業報復措施。結果,出于對檢察機關可能對法官采取立案偵查措施的顧忌,法院有時不得不對那些本來不構成犯罪的被告人做出了有罪判決,這一方面導致法院的無罪判決率屢創新低,另一方面也帶來法院盛行那種“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以致犧牲了法院審判的公正性。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一旦得到成功的推進,那么,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權將歸屬于國家監察委員會,檢察機關不再享有對公職人員犯罪案件的偵查權,也不會再以追究刑事責任作為行使所謂“審判監督權”的手段。由此,法院對職務犯罪案件的審判活動將具有更為寬松的環境,法院實現公正審判也具有更大的現實可能性。
       
        再次,失去偵查權的檢察機關更有可能按照訴訟規律從事公訴活動,既維護法院的中立裁判者地位,也更可能實現與辯護方的平等對抗。過去的司法經驗表明,掌握著職務犯罪案件偵查權的檢察機關,在憑借著法律賦予的“法律監督權”,通常對法院審判具有“頤指氣使”的地位,不安心充當“指控方”的角色,而對辯護方則更具有“盛氣凌人”的氣勢,不滿足于對辯護方的平等對抗。這就導致我國刑事訴訟中出現了一種凌駕于法院之上的“超級原告”,破壞了刑事訴訟的基本構造。而這種職務犯罪案件偵查部門一旦被納入國家監察機構之下,那么,檢察機關在職務犯罪案件中就更有可能從成功指控犯罪的角度展開訴訟活動,與辯護方進行平等、理性的舉證、質證和辯論活動,通過承擔證明責任,來說服法官做出有罪的裁決。而即便對法院的判決持有異議,也不會動輒采取各種非理性的反應措施,而是通過提起抗訴,在二審程序中繼續進行尚未成功的刑事追訴活動。如此說來,這項監察體制改革將有可能維護法院的中立裁判者地位,實現控辯雙方的平等對抗。
       
        歸結起來,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權被剝離于檢察機關,對于我國刑事訴訟走出偵查中心主義構造將有著積極的意義。但與此同時,考慮到國家監察委員會與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合署辦公,在黨內直接接受后者的領導,而在國家層面獨立于法院和檢察機關,甚至擁有超過法院、檢察機關的政治權威,這種由監察機構領導職務犯罪案件偵查活動的體制,也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以至于嚴重影響審判中心主義改革目標的實現。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國家層面上,國家監察委員會直接由人大產生,其地位居于政府與兩院之間,這就意味著職務犯罪偵查機構將與法院、檢察機關處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如此制度設計,不僅對于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權造成困擾,而且對于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帶來妨礙作用。
       
        二是在黨內層級上,國家監察委員會直接與紀律檢查委員會合署辦公,接受作為黨委常委的紀委書記的領導,其負責人有可能是同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常務副書記,中央層面的負責人有可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其黨內政治地位要遠遠高于同級的法院院長和檢察院檢察長。既然如此,國家監察委員會內設的職務犯罪案件偵查部門就有可能具有高于法院、檢察機關的政治地位,由此導致偵查中心主義的“尾大不掉”。
       
        不僅如此,在我國司法體制不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國家監察委員會下設的職務犯罪案件偵查部門,將像公安機關那樣繼續享有采取強制措施和強制性偵查措施的權力。這種偵查機構動輒對嫌疑人采取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刑事拘留等措施,還可以經檢察機關批準采取逮捕措施,既可以對嫌疑人采取長時間的未決羈押,也可以采取諸如監視居住之類的變相羈押。更何況,在監察機構與紀律檢查委員會合署辦公的情況下,它們也會實現各自的“資源互補”,監察機構下屬的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完全可以借助于紀委的“雙規措施”,對涉案公職人員采取不受法律約束的黨內羈押措施,而且根本沒有期限和手續上的限制。這種局面一旦發生,將會大大延長未決羈押的期限,并給法院審判造成嚴重困擾。另一方面,監察機構下設的職務犯罪部門一旦掌握對案件涉案財物的處置權,尤其是對涉案財物的凍結、扣押、拍賣等處置權,再加上我國一直實行政法罰沒款項的“收支兩條線”管理方式,這就必然造成監察機構乃至紀律檢查委員會與案件的裁判結局發生直接的利益聯系。可想而知,在監察機構已經對嫌疑人涉案財物做出處置的情況下,再指望法院對案件做出無罪判決、責令其發還涉案財物,這不就變得更加困難了嗎?
       
        國家監察體制的改革試點在整合權力資源、加大懲治腐敗力度方面,無疑是有著積極作用的,也屬于我國政治體制的重大變革。但是,從擺脫偵查中心主義訴訟構造、成功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制度改革的角度來看,國家反腐敗機制的調整也應伴隨著對監察權力的有效制衡,如此才能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在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過程中,我們完全應當思考一下“監察權力的有效制約與平衡”問題。例如,在監察機構行使職務犯罪偵查權之后,對嫌疑人的強制措施與紀委擁有的“雙規”措施,如何實現有效的隔離,避免剝奪人身自由權力的濫用。這應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又如,監察機構對嫌疑人采取的強制措施,可否考慮建立司法審查和令狀主義的機制,確保法院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刑事追究乃至逮捕的審批權,避免監察機構自行采取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這又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改革課題。再如,在涉案財物的處置問題上,也應當考慮確立司法審查和令狀主義的機制,將涉案財物的查封、扣押、凍結、拍賣等措施,一律交由法院發布許可的令狀,避免監察機構將偵查權與涉案財物處置權集中于一身,消除與案件可能發生的利害關系。
       
        七、結論
       
        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是我國近期確立的重大司法改革課題。但通過各種政治力量的反復博弈,各種改革方案的不斷交鋒,最終形成了以“意見”為標志的改革實施文件。總體來看,“意見”盡管也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改革設想,但大部分內容都是對現有法律規定的重申和強調,帶有明顯的宣示性。經驗表明,要指望通過實施這部“意見”來推進審判中心主義的改革,可能是不切實際的。如此看來,一場轟轟烈烈的審判中心主義改革運動,就存在銷聲匿跡的可能性。
       
        在推進審判中心主義改革的過程中,“偵查中心主義”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重大制度障礙。可惜的是,改革決策者沒有提出任何旨在擺脫偵查中心主義的改革舉措,那種長期形成的公檢法三機關“流水作業”、“接力比賽”的訴訟模式并有消失的跡象。與此同時,“案卷筆錄中心主義”也沒有得到消除的可能性。“意見”所提出的諸如保障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等措施,盡管對于實現“庭審實質化”具有一定的意義,但是,在檢察機關庭全案移送偵查案卷筆錄的情況下,法官既容易對案件事實產生先入為主的認識,也容易接受偵查機關所得出的偵查結論,甚至不惜以偵查案卷筆錄的內容來否定證人當庭所做的證言。不僅如此,對“統一證明標準”的強調,不僅無法維護法院審判的中心地位,而且容易造成公檢法三機關各自分別行使司法裁判權的局面,難以樹立法院審判的權威性,也無助于解決法院審判流于形式的問題。當然,“意見”對完善辯護制度的忽略,也使得嫌疑人、被告人經常難以獲得有效的辯護,無法對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形成有力的制衡,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阻撓審判中心主義改革的推進。
       
        國家監察體制的改革是我國憲法體制乃至政治體制的重大變革。這一改革固然會對有效地懲治腐敗犯罪產生積極的效果,但是,由于改革決策者缺乏深思熟慮,也沒有展現出真正的法治眼光,因此這種倉促推進的改革可能對依法治國產生出人意料的消極后果。可想而知,在監察委員會與紀委合署辦公的體制下,這一機構無論是在黨內政治地位還是在憲法地位上都要高于法院和檢察機關。而這一機構將領導反貪污和反瀆職部門,行使原來由檢察機關行使的職務犯罪偵查權。我國法院面對作為行政機關的公安機關尚且無法實現審判的獨立性和權威性,那么,面對未來強大的監察委員會,還能保持多大程度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呢?在偵查中心主義構造沒有受到削弱的情況下,職務犯罪偵查權被收歸這種監察委員會,這豈不會對審判中心主義改革造成更大的阻礙嗎?
       
        由此看來,改革者提出一種帶有理想化的改革目標其實并不困難。困難的是如何發現制度背后的問題,并將這些問題逐一加以解決。真正的改革者需要具有乾綱獨斷的勇氣和百折不撓的毅力,以“壯士斷腕”般的氣魄清理紛繁復雜的利益關系,如此方能革除積弊,推動刑事司法走上正規,維護司法公正的實現。

      【作者簡介】
      陳瑞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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