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video id="2jfkz"></video>

    <source id="2jfkz"><mark id="2jfkz"></mark></source><u id="2jfkz"></u>
    <sub id="2jfkz"><dl id="2jfkz"></dl></sub>
    <video id="2jfkz"></video>
    <video id="2jfkz"></video>
    <sub id="2jfkz"><dl id="2jfkz"></dl></sub>

  1. 美國引渡制度研究
    2019/8/22 16:01:31  點擊率[31]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國際公法
      【出處】《法律適用》2019年第15期
      【寫作時間】2019年
      【中文摘要】美國的引渡制度是由國內法、國際公約、雙邊條約共同構建而成的。迄今,美國已與 100 多個國家或歐洲聯盟等多邊組織簽署了雙邊或多邊引渡條約,并加入了多個含有引渡內容的國際公約。近年來,美國以“長臂管轄權”為由,針對中國公民發動的一系列與引渡有關的事件在國際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研究美國的引渡制度,對于在國際社會依法保護我國公民的合法權利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緊迫性。從實體法來看,對于政治犯,美國一般都規定了不引渡原則 ;對于死刑犯和本國國民,美國同意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引渡 ;對于可引渡罪行的范圍,美國從嚴格基于列表即犯罪清單轉為主要基于可引渡罪行的最低處罰標準來確定。美國的引渡程序,一般包括臨時逮捕程序、提出引渡請求程序、審查和移交程序等。
      【中文關鍵字】引渡;長臂管轄;雙重犯罪;政治犯;臨時逮捕
      【全文】

        引  言
       
        近年來,美國針對中國公民發動的一系列與引渡有關的事件在國際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孟晚舟事件。2018 年 8 月 22 日,美國紐約東區聯邦檢察長向孟晚舟發出了逮捕令,應美國當局要求,加拿大于12月1日臨時逮捕了中國華為公司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美國方面啟動了對孟晚舟的引渡程序。12 月 11 日,加拿大法院作出裁決,批準孟晚舟的保釋申請。2019 年 2月 6 日,加拿大法院開始舉行引渡聆訊,主要是分析案情、研判證據、考慮引渡的必要性,如果加拿大法院認為有必要引渡,最終將由加拿大司法部長決定是否批準引渡。〔1〕
       
        美國也多次對“中國黑客”提起刑事指控。2014 年,美國檢方起訴 5 名中國軍官“用黑客手段入侵美國鋼鐵企業和一家工會的電腦系統竊取商業機密”。〔2〕 2018 年 12 月 20 日,美國司法部公布了一份起訴書,稱將對兩名“受雇于中國政府”的中國公民提起訴訟,“罪名”是“電腦入侵、電信詐騙和身份盜竊”。起訴書稱,朱華和張士龍兩名被告隸屬于中國知名黑客組織 APT10,涉嫌在 2006 年至 2018 年 12 年間從 45 家美國政府機構與科技公司以及其他 11 個國家展開大規模黑客行動,盜竊信息,目標包括美國海軍逾 10 萬人員身份信息、美國能源部與國家航空航天局的實驗室。美國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稱,美國將聯合各國采取行動,向中國施壓。中國外交部譴責美方捏造事實、無中生有。〔3〕 日本以及“五眼聯盟”成員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均已表示支持美國。在這種情況下,不排除美國會繼續向有關盟國提出逮捕并引渡中國公民的申請。
       
        據統計,根據雙邊引渡條約和包含引渡條款的國際公約,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與美國都建立了引渡關系。一旦被美國起訴的中國公民或者以“長臂管轄”為名盯上的中國公民,前往與美國有引渡關系的國家,都可能面臨被逮捕被引渡到美國被審判的危險。因此,研究美國的引渡制度,對于依法行使我國國家主權、保護我國公民合法權利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緊迫性。
       
        一、美國引渡制度的法律淵源
       
        引渡是指一國把當時在其境內,并被另一國指控為犯罪進行追捕、通緝或判刑的人,應有關國家的請求,根據引渡條約的規定或以互相引渡為條件,按照引渡原則,通過外交途徑,移交給對罪犯有管轄權的請求國以便進行審判或處罰的國際司法合作行為。19 世紀后期,國家之間引渡罪犯成為國際法上的一項公認的制度,大量的國內立法、雙邊條約、多邊條約和國際公約都對引渡制度作了比較具體的規定。所以,引渡既是國際法的一部分,又是國內法的一部分,它涉及到國際社會為打擊各個領域的犯罪而進行國際合作實體和程序、主權和人權等的法律問題。
       
        (一)美國引渡制度與其國內法的關系
       
        當今世界引渡的國內法規范大體表現為“特別法形式”和“一般法形式”兩種形式。“特別法形式” 是指采用單一的專門法調整引渡制度,即通過國內的立法機關頒布專門的《引渡法》,典型代表有加拿大、法國、中國等。“一般法形式”是指把有關引渡的國內法規范規定在一般性法典或法律之中,具體來說,把引渡的基本原則納入《憲法》,把引渡的實體性規范納入《刑法》,把引渡的程序性規范納入《刑事訴訟法》。這樣,一整套引渡規范被分門別類地規定在憲法、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當中。典型代表有意大利、希臘、美國等。〔4〕 其中,美國作為聯邦制國家和判例法為主的國家,其引渡制度的規定又有自身獨特的樣態。
       
        1. 引渡制度在美國憲法和刑法中的體現
       
        美國的國內法對于引渡制度采用的“一般法形式”,即在憲法或刑事法中予以規定。由于美國屬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國家,其引渡制度的法律淵源還存在于以習慣和判例為基礎的普通法(common law)之中。
       
        《美國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第 1 條第八款規定了明確劃定并懲罰在公海上所犯的海盜罪與重罪以及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美國當前的做法是,如果對國際犯罪進行控告,就適用美國法律(聯邦法律),如果進行引渡,只有在有關引渡的雙邊條約上所列舉的犯罪才是可以引渡的。〔5〕 《美國法典》(United States Code,亦被稱為《合眾國法典》《美國聯邦法典》)〔6〕 第18 篇“罪行和刑事訴訟”第 209 章就專門規定了引渡,其主要內容包括 :(1)有關引渡的各條款,僅在與該國政府簽訂的任何引渡條約存續期間有效(第 3181 條);(2)關于從外國或從美國控制下的國家進入美國的逃犯、美國向外國引渡的制度,包括可引渡的罪行、政治犯不引渡、引渡的程序等內容(第 3184-3191 條);(3)關于被指控在美國境內犯罪并逃往外國的人、美國接受由外國引渡的制度,包括對被告人的保護、接受官員的權力等內容(第 3192-3193 條)。〔7〕
       
        2. 關于“長臂管轄權”和刑事法效力范圍的關系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使得美國的“長臂管轄權(Long Arm Juridiction)”成為一個熱詞。“長臂管轄權”原本是美國民事訴訟中的涉及到跨州訴訟時的一個重要概念。聯邦最高法院在 1945 年“國際鞋業公司訴華盛頓州”一案中確立了長臂管轄權。該案對“長臂管轄權”沒有進行明確的定義,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被告須與一州有某種‘最低聯系’,使該州法院能夠行使管轄權并不違背傳統的公平與實質正義觀念。”〔8〕 一般認為,“最低聯系”(亦稱“最低限度聯系標準”)是指在非居民被告與法院的聯系滿足美國憲法正當程序條款所要求的最低聯系時,對非居民被告行使特別管轄權或者一般管轄權所形成的管轄權范圍擴張的效果。由于長臂管轄權賦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權,這種極大的彈性和靈活性有利于長臂管轄權理論適應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為該理論運用于各類案件提供了可能。〔9〕 這本來是美國功利主義法律觀的實用典型,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的長臂管轄權逐漸擴展到合同、侵權、商業經營、金融、投資、家庭關系、反腐敗、反壟斷、網絡等不同領域,并呈現進一步擴大使用范圍的趨勢。〔10〕 例如,1997 年美國司法部頒布的《反托拉斯法國際實施指南》中規定 :“如果外國的交易對美國商業發生了重大的和可預見的后果,不論它發生在什么地方,均受美國法院管轄。”從民事訴訟的長臂管轄,演進到各個領域特別是國際法范疇,從功利主義價值觀,拓展到國家利益至上,這應當是美國長臂管轄權自成一體并強勢推廣的主要動因和理論基礎。
       
        以孟晚舟事件為例,理論上講,美國聯邦刑法的效力范圍是以屬地管轄原則為主,屬人管轄原則為輔,還包括為了保護國家利益的保護管轄原則和對于國際犯罪的普遍管轄原則。〔11〕 “長臂管轄權”從民事訴訟領域擴展到刑事法律領域,從其效力范圍來看,涵蓋了屬地管轄、屬人管轄、保護管轄和普遍管轄的部分內容。所以,美國認為,由于孟晚舟所在的公司與美國的法院地存在所謂的“最低限度聯系”,這個最低限度聯系,可以是公司或個人違法的生產行為、經營行為,也可以是公司或個人違法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還可以是公司或個人的違規利用銀行走賬行為等等,只要與當地法院有關聯,證據上有證明,訴訟上有便利,法官均可解釋為有最低限度聯系,自由裁量行使長臂管轄權。一句話,只要孟晚舟身處加拿大或其他任何與美國有引渡關系的國家,美國有關方面都可以以有最低限度聯系為由,尋求引渡和聯邦指控。
       
        類似孟晚舟案件的情況也曾發生過好幾次。例如,2007 年 9 月,中國湖南神力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袁宏偉赴英國倫敦,他乘坐的中國某航空公司的飛機剛在倫敦希思羅機場著陸,英國警察就登機將其拘捕 ;隨后,袁宏偉被告知,美國在幾天前就向英國提出了引渡袁宏偉并為此目的對袁宏偉實行臨時逮捕的請求。更讓袁宏偉和中國政府蒙在鼓里的是,早在 2005 年 10 月 11 日美國印第安納州斯潘塞縣司法機關就已以欺詐等 8 項罪名對袁宏偉簽發了逮捕令。〔12〕 又如,2010 年 8 月 25 日,美國司法部向匈牙利政府提出為引渡目的對憲宏偉、李禮實行臨時逮捕的請求。2010 年9 月 1 日,憲宏偉和李禮在匈牙利機場被逮捕。憲宏偉和李禮被拘捕的第二天,在未通知中國大使館、拒絕當事人與中國大使館聯系要求的情況下,匈牙利布達佩斯城市法院便迅速開庭審理美國提出的臨時逮捕和引渡請求,判決對憲宏偉、李禮臨時逮捕并聲明引渡條件成立。〔13〕 中國政府對此予以了強烈的譴責。
       
        總的來說,“長臂管轄權”是推行美國價值觀的重要載體,其出發點是為了更好維護美國的國家和個人利益。〔14〕 應當說,這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表面上看,其與刑事法律效力的屬地管轄、屬人管轄、保護管轄和普遍管轄有重合之處,但過分強調自己的主權,自由擴張自己的刑事管轄權,如果“長臂管轄權”被濫用,勢必會威脅到他國的主權,引發嚴重國際爭端。所以,“長臂管轄權” 必須受到嚴格的限制,應該以國際法原則以及國際條約和國際習慣的相關內容為邊界,并應當有公認的可操作性執行標準。
       
        (二)美國引渡制度與國際法的關系
       
        《美國憲法》第 6 條規定“合眾國已經締結及將要締結的一切條約,皆為全國之最高法律”,該內容明確了國際條約效力高于國內法。引渡涉及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雙邊或多邊關系,因而需要接受國際法的調整。在國際法上,國家有驅逐外國人的權力,卻沒有引渡罪犯的義務。是否引渡罪犯是屬于國家主權范圍之事,各國有權自行決定。但是,如果一國加入了規定引渡義務的國際公約或與他國簽訂了雙邊或多邊引渡條約,那么,有關國家就應履行引渡的條約義務。當前,美國與他國訂立有關引渡問題的雙邊或多邊條約以及加入的國際公約相當多,基于這些法律文件,承擔了有關引渡的國際義務。
       
        對于引渡,請求國與被請求國之間存在著是否以引渡條約為前提的問題。以條約的存在作為引渡的必要條件,稱為“條約前置主義”(也稱為“締約原則”)。反之,引渡并不以雙方存在引渡條約為必要條件的,稱為“非條約前置主義”。“條約前置主義”在明確請求國與被請求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系的同時,在保障被請求引渡者的人權方面具有優勢。但是,因為在沒有締結條約的國家間不能進行引渡,所以不能實現為了防止犯罪的國際協助。同時,這對本國請求引渡時也會帶來障礙,在本國領域內犯罪的人逃到與本國沒有締結條約的國家(非締約國)的時候,無法請求引渡該犯罪人。〔15〕 美國基于三權分立原則,特別注重國會對行政部門外交權的制約,在引渡問題上一直采用的是“條約前置主義”,要求必須是依據雙邊引渡條約上所列舉的犯罪才是可以引渡的。美國禁止基于互惠的引渡合作,條約項下的引渡合作乃兩國刑事司法合作的最高形式,涉及立法、行政、司法等各部門的共同協作。〔16〕
       
        1840 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審理霍姆斯訴尼森案件中,創設了沒有引渡條約就不予以引渡的先例,判決認為 :除條約賦予的引渡義務外,不存在引渡義務。自此之后,同其他國家開展引渡合作時,美國也一直堅持這一原則。到 2012 年,美國已經與世界上包括加拿大、英國、法國、日本、德國等在內的 133 個國家和法域締結了雙邊引渡條約,開展引渡活動。〔17〕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對 “條約前置主義”當下也出現了微調的情況,1996 年,美國對《合眾國法典》第 18 編第 209 章第3181 條進行了修改,調整了引渡法規的適用范圍與限度,規定在沒有雙邊引渡條約的情況下,如果被指控的犯罪是針對海外美國國民的暴力犯罪,在符合下列條件下美國也可以向該外國引渡犯罪嫌疑人 :1. 犯罪嫌疑人不是美國國民或者永久居留者 ;2. 外國政府向美國司法部提供了足夠的犯罪證據材料 ;3. 被指控的犯罪不具有政治性質。這成為美國引渡制度的一個特定。
       
        除雙邊引渡條約之外,美國還締結或加入了一系列包含有引渡條款的多邊條約和國際公約,前者如《美洲國家間引渡公約》,后者包括《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等,這些含有引渡條款或規定的國際條約和國際公約是美國的引渡法律體系的組成部分。在一些情況下,美國可以通過締結或加入的多邊條約和國際公約與其他締約國之間直接建立起了引渡關系,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則還需要簽訂雙邊或多邊引渡條約,才能與其他締約國建立引渡關系,例如,《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 44 條第 18 款規定 :“締約國應當力求締結雙邊和多邊協定或者安排,以執行引渡或者加強引渡的有效性。”也就是說,作為《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締約國之間,并不能當然依據該公約建立引渡關系,還必須另行簽訂雙邊或多邊引渡條約。這也是美國引渡制度的一個特點。
       
        二、美國引渡制度的實體法規范
       
        1625 年格老秀斯在《戰爭與和平法》中認為,引渡是用以對付影響公共秩序的犯罪或其他嚴重的犯罪。〔18〕 為了防止權力的濫用,國際社會在引渡犯罪人(犯罪嫌疑人)的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原則,并對可引渡罪行等實體法規范進行了規定。綜觀美國的引渡法律制度,其對引渡的實體法規范主要有以下內容 :
       
        (一)關于政治犯的確立及是否引渡的問題
       
        雖然引渡制度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但是,直到 18 世紀末,引渡的對象與其說是普通的刑事罪犯,不如說是政治犯。由于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和歐洲反對專制主義斗爭的普及,產生了“政治犯罪”這個名詞。〔19〕 資產階級刑法改革的先驅者、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在其名著《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對被引渡者的法律保障問題,呼吁人們不要把引渡作為迫害政治對手、維護專制統治的工具。“政治犯不引渡原則”第一次體現在 1793 年法國憲法之中,其第120 條規定 :“法國給予為了爭取自由而從本國流亡到法國的外國人以庇護。”這是引渡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它實際上宣告把引渡作為迫害政治犯的工具的時代已經結束,為“政治犯不引渡原則”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基礎。1794 年,英美簽訂了一個涉及到引渡的《杰伊條約》,其第 27條規定 :“雙方同意,應各自大臣或被專門授權的官員提出的請求,陛下和合眾國將遣返一切被指控在各自管轄范圍內犯有殺人或偽造罪并向另一國尋求庇護的人。這種遣送只能根據下列犯罪證據進行,即依照逃犯或上述被指控者發現地的法律,如果犯罪實施于當地,該證據足以使他的逮捕和交付審判合法化。這種逮捕和遣返的費用將由提出請求并接受逃犯的一方承擔或償付。”這一規定所列的罪名沒有政治犯罪,均為普通犯罪,這就從實際上排除了政治犯罪的可引渡性,并且,該規定還對引渡程序進行了限制性規定,這使對引渡案件的審理不再是政治交易的手段,而成為真正的司法活動。〔20〕
       
        從 1848 年頒布第一部美國引渡法以來,美國始終是基于兩種重要的利害關系來考慮引渡問題:一是希望避免未經授權的行政力量影響 ;二是在意識動機上不幫助其他國家鎮壓內部的政治反對派。其理論根據是“美國司法系統應該有權審查有關個人基本自由的問題,以保證個人自由不被不適當地侵犯。”基于此,1848 年引渡法包含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則。從那時起,在美國與其他國家締結的眾多的引渡條約中,一般都規定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則。〔21〕
       
        對政治犯罪進行超乎國際政治、外交和意識形態等因素影響的法律界定是極其困難的,美國法律界認為“政治犯罪不引渡”的理論依據有 3 點 :首先,從個人權利角度,個人有權通過政治活動推動政治變革,包括在必要時訴諸暴力。在這個意義上,“政治犯罪比普通犯罪有更多正當性”;其次,被控政治犯罪的人易因政治觀點在司法程序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將其引渡給本國有悖司法公正;最后,由于政治犯罪的特殊性,外國、特別是外國司法機關,不應通過引渡這類嫌犯介入別國的內部事務。〔22〕
       
        雖然“政治犯不引渡原則”逐步成為一項國際上普遍承認的原則,但該原則的內容則因各國對“政治犯”的不同理解而不確定。韓國檢察官李萬熙認為 :對于政治犯罪,國際法上不存在明確的定義。理論上的政治犯罪,是指侵害特定國家政治秩序的行為,并分為純粹的政治犯罪和相對的政治犯罪。純粹的政治犯罪只是侵害政治秩序的行為,例如叛逆企圖、革命或軍事政變陰謀都屬于此類。與侵害政治秩序相關聯,進行殺人、放火等普通犯罪行為時,叫做相對的政治犯罪。〔23〕  在美國,司法部門有權對特定的引渡請求作出是否適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則”的決定。美國傳統上把政治犯罪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純粹的政治犯罪行為”,目標直接指向其政府,并且不具有任何普通犯罪因素的犯罪行為。這類犯罪包括 :叛國罪、煽動叛亂罪和間諜罪等。在美國締結的所有引渡條約中,這類罪行都被排除在可以引渡罪行的清單之外。第二類是“與政治有關聯的”犯罪行為,通常是指“與政治活動和事件有關的”普通犯罪行為,換言之,如果不是由于這類犯罪行為具有政治性因素,則是通常允許引渡的普通犯罪行為。美國確定政治犯罪的審查辦法是:1. 被指控的罪行發生期間,有起義和其他暴力的政治騷亂發生 ;2. 被指控的罪行是伴隨著政治性起義而出現并促進著政治性起義。如果特定的引渡案件符合上述兩個條件,那么,被指控的罪行就是政治犯罪,美國就將拒絕引渡逃犯。〔24〕 恐怖主義犯罪被排除在政治犯罪適用范圍之外,即不得援引政治犯罪例外原則免除對犯罪嫌疑人的引渡。
       
        判斷某種犯罪行為是否是政治犯罪的決定權屬于被請求國。由于各國的國家利益和社會制度等的不同,他們對政治犯、政治犯罪和政治迫害等的理解截然不同,有的甚至是對立的,這樣,“政治犯不引渡原則”就有可能被歪曲和濫用。
       
        (二)關于死刑犯是否引渡的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由于廢除死刑運動的影響,以及從人道主義的角度考慮,在一些多邊和雙邊的引渡條約中規定,對根據請求國的法律可處死刑的罪犯,可以拒絕引渡。美國大多數州仍然保留死刑,這樣,美國對死刑犯不引渡原則有一個從部分遵循到全面適用的轉變過程。例如, 1981 年《美洲國家間引渡公約》(美國是成員國)堅持死刑犯不引渡原則,其第 9 條規定,“當所涉犯罪在請求國可能受死刑、無期徒刑或有辱人格的刑罰的懲罰時,被請求國應拒絕引渡,除非事先經外交途徑得到請求國充分的保證,不對被請求引渡人處以上述刑罰,或即使這樣判處,亦不予執行。”〔25〕 歐盟與美國 2003 年締結的引渡協定,也確立了死刑犯不引渡原則。也有例外的情形,如美國和加拿大之間一直采用的是無條件引渡原則,基于美國政府官員一貫的強硬立場和態度,美國政府請求從加拿大引渡死刑逃犯時,不愿意保證不適用或者不執行死刑。但美國訴伯恩斯案 〔26〕 開啟了加拿大美國之間無條件引渡的先河,加拿大做出引渡決定時,必須同時要求引渡請求國美國保證不尋求或者不執行死刑。〔27〕 《美國和加拿大引渡條約》第 6 條規定 :“如果要求引渡的罪行可根據請求國的法律判處死刑,而被請求國的法律不允許對該罪行進行這種懲罰,則可以拒絕引渡,除非請求國提供被請求國的保證。認為不應判處死刑,或如果判處死刑,則不得執行死刑。”這是廢除死刑國家與保留死刑國家之間引渡條約中對于死刑問題的典型規定。在雙方都是保留死刑的國家之間,死刑犯是可以引渡的,只有在一方廢除死刑、一方保留死刑的情況下,才需要做出不判處死刑或者不執行死刑的承諾。
       
        (三)關于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引渡本國公民的問題
       
        本國國民不引渡原則雖是被廣泛采用的國際慣例,但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大陸法系的國家采取這一原則,但英美法系的國家,例如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就不采用這一原則。大陸法系諸國與英美法系的許多國家做不同處理的理由是,前者對于刑法的適用范圍采取屬人主義,而后者采取屬地主義。因此,前者在本國國民在國外犯罪的情況下也可以容易處罰,而后者在相同的情況下不可能對本國國民予以處罰。所以說,即使是本國國民也要引渡給外國。〔28〕 一方面,美國允許在一定條件下向他國引渡本國國民。例如,瑞士與美國于 1990 年簽定的雙邊引渡條約第 8 條第一款規定 :“被請求國不應以被請求引渡人是其本國國民為由拒絕引渡,除非對于引渡請求所針對的犯罪它享有對該人實行追訴的司法管轄權。”另一方面,美國允許向國際刑事法庭引渡本國國民。美國在 1996 年通過一項法案,允許美國政府向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移交包括美國公民在內的人員”。〔29〕 美國 2012 年接受《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履約審議報告的“執行摘要”(CAC/COSP/IRG/I/l/l/Add.6)也申明 :美國能夠引渡其本國國民,是協助處理一罪不二審、管轄權和協調問題的有利條件,美國引渡其本國國民的政策是一種良好做法,也應加以宣傳。〔30〕
       
        美國雖然原則上愿意交出本國國民,但實際上,在與別國簽訂的引渡條約時,應對方國的要求,條約中對本國公民的引渡問題做出了各種限制性規定。例如,《美國和墨西哥引渡條約》第 9 條規定,締約雙方均不承擔引渡其本國國民的義務,但被請求方在其法律未禁止的情況下,有權在其認為適當時酌情決定對其進行引渡 ;如果未準予引渡,被請求方應將此案送交其主管機關以便起訴,只要該方對這一犯罪具有管轄權。〔31〕 這一規定不僅確立了在一定情況下可以引渡本國國民,還確立了“或引渡或起訴”原則,即在不引渡本國國民的情況下,應該在被請求國國內予以起訴。另外,《日本和美國引渡條約》第 5 條也規定了被請求方不負有引渡本國國民的義務,但有權基于自由裁量權予以引渡。
       
        (四)關于可引渡罪行的范圍
       
        可引渡的犯罪必須是根據請求國和被請求國雙方法律都認為是犯罪的行為,即必須遵循雙重犯罪原則。關于可引渡犯罪的范圍,各國一般采取兩種不同的標準。一種稱為“質的標準”(也被稱為“列舉式標準”),即在引渡法規或有關條約中羅列出可引渡之罪的罪名;另一種標準稱為“量的標準”(也被稱為“淘汰式標準”),即不列舉具體的罪名,只規定可引渡之罪的最低量刑標準,凡未達到這個最低量刑標準的行為就不構成可引渡之罪。〔32〕
       
        美國的引渡制度是采用“列舉式標準”與“淘汰式標準”相結合的方法來確定可引渡的罪行的范圍,從嚴格基于列表(犯罪清單)的條約轉為主要基于可引渡罪行的最低處罰定義的協定(在大多數情況下至少剝奪 1 年自由,或更嚴重的處罰),以確立兩國共認犯罪,這使得引渡制度更加靈活。〔33〕 美國與他國簽訂的引渡條約中就是同時兼采列舉式和概括式兩種標準的情況。列舉式是通過具體列舉犯罪種類的方式確定可引渡之罪 ;概括式則是以法定刑為基準作出概括性規定。例如《美國與日本國引渡條約》第 2 條規定 :“一、對于本條約所附表——構成本條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列舉的任何犯罪,當該犯罪根據締約雙方的法律可判處死刑、終生監禁或 1 年以上的剝奪自由刑時 ;或者對于其他犯罪,當該犯罪根據日本法律和美國聯邦法律可處以死刑、終生監禁或 1 年以上剝奪自由刑時,應根據本條約的規定提供引渡。”〔34〕 可引渡之罪在本條約中分兩大類,即“附表所列犯罪”和“附表所列犯罪以外的犯罪”。對于附表所列犯罪,只限于依據日本法律及美國法律(州法和聯邦法)判處死刑、無期或 1 年以上的拘禁刑的犯罪,才成為可引渡之罪。對于附表所列犯罪以外的犯罪,限于依據日本法律及美國的聯邦法律處以死刑、終生監禁或 1 年以上的剝奪自由刑的犯罪為可引渡之罪。附表所列之犯罪包括謀殺、意圖謀殺而行兇、蓄意傷害人體、恐嚇、強盜、盜竊、欺詐、貪污、非法獲取財產、通過暴力或脅迫妨害交易、縱火、爆炸、國際法上的海盜等等。
       
        美國憲法第 5 條修正案規定 :“受同一犯罪處分的,不得令其受兩次生命或身體上的危險。” 該條規定了“一事不再理原則”,其基本含義就是 :任何人受到一次審判后,不得就同一事實再受審判或懲罰。這一原則也體現在引渡制度之中,當被引渡人所犯的罪行同時觸犯了請求國和被請求國的法律,且被請求國已經對案件進入實際的刑事追究時,請求國如要求引渡,被請求國就有權依據一事不再理原則拒絕該引渡請求。〔35〕
       
        三、美國引渡制度的程序法規范
       
        引渡程序是保證引渡制度在具體案件中得以貫徹執行的重要環節。美國引渡制度的程序法規范一般包括臨時逮捕程序、提出引渡請求程序、審查和移交程序等。
       
        (一)臨時逮捕程序
       
        臨時逮捕是引渡中的一種訴訟強制措施,在引渡實踐中被廣泛采用。臨時逮捕是對逃亡犯罪嫌疑人在最初階段進行拘束,在緊急情況下,被請求國當局不必等待請求國發出的正式引渡請求而“臨時逮捕”逃亡犯罪嫌疑人。臨時逮捕并不是引渡的必經程序,主要由犯罪的性質來決定,在實務中,幾乎所有引渡程序都是在緊急情況下開始的。在對外國人采取了臨時逮捕措施之后,協助國只對逮捕者實行簡單的羈押看管,等待引渡請求的正式提出。
       
        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引渡條約規定了臨時逮捕程序。例如,《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引渡條約》第11 條規定 :“一、在緊急情況下,締約方可在通過外交途徑在提出引渡請求之前申請臨時逮捕被請求引渡的人。此類申請應包含對所尋求的人的描述,要求引渡被請求人的意圖的說明,以及存在逮捕令或對該人定罪的判決的陳述,以及如果有的話,此類進一步的信息,足以證明對如果在被請求國境內犯下此類罪行或被要求定罪的人,發出逮捕令是合理的。二、被請求國在收到此類申請后,應采取必要步驟確保對被請求人的逮捕。三、如果沒有收到引渡請求,并附有第 9 條規定的文件,被逮捕的人應在其被捕之日起 45 天期滿后獲得自由。如果隨后收到請求,則該規定不得阻止提起訴訟,以便引渡被請求的人。”《美國與墨西哥引渡條約》第 11 條規定 :“在緊急情況下,締約任何一方均可通過外交途徑請求對被指控或被定罪的人實施臨時逮捕。此項申請應包含所請求引渡的犯罪情節、被請求引渡人及其所在的情況、正式的引渡請求、表明持有由主管司法機關簽發的逮捕證或針對被請求引渡人的一項判決。二、一旦收到這樣一項請求,被請求方應采取必要步驟以確保逮捕被指控的人。三、如果逮捕被指控的人后 60 天的期限內被請求方的行政機關未收到第 10 條提及的正式引渡請求的文件,則應撤銷臨時逮捕。四、如果第 10 條提及的引渡請求和必要的文件在晚些時候提交,根據第三款撤銷臨時逮捕的事實將不妨礙對被請求引渡人的引渡。” 此外,《美國與英國間的引渡條約》第 8 條以及《美國與日本間的引渡條約》第 9 條等都對臨時逮捕程序做出了類似的規定。
       
        臨時逮捕與逮捕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發生在引渡的請求正式提出之前、后者發生在引渡請求正式提出之后。在請求國提出正式的引渡請求之后,被請求國的主管當局可以根據情況決定對被請求引渡者實行逮捕,如果被請求引渡者已被臨時逮捕,逮捕令即取代臨時逮捕令,如果被請求引渡者曾因臨時逮捕期滿而被釋放,被請求國主管當局仍可對其實行逮捕。
       
        (二)引渡請求的提出及需要提交的文件
       
        提出引渡請求的途徑及其內容由引渡條約或被請求國的國內立法來確定。絕大多數引渡條約規定,外交途徑是主要的請求途徑。此外還可以通過領事途徑、第三國途徑、司法部直接通信途徑、司法機關直接聯系途徑等。
       
        外交途徑的具體步驟一般為 :1. 對被請求引渡者進行訴訟活動的司法機關向本國政府的司法行政機關——司法部呈報引渡請求 ;2. 司法部經審查同意后將引渡請求提交本國外交部,請外交部向外國提出引渡請求 ;3. 外交部向駐被請求國的大使館、公使館或其他外交代表機構發出指示 ;4. 請求國駐被請求國的外交代表機構向駐在國外交部傳遞引渡請求 ;5. 被請求國外交部將引渡請求轉交給本國司法部 ;6. 被請求國司法部將該請求通知被請求引渡者所在地的主管司法當局,責成它開展訴訟活動,并向他發出有關指示。〔36〕 美國與他國間的引渡主要采用外交途徑。例如,《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引渡條約》第 9 條規定:“引渡請求應通過外交途徑提出。”《美國與英國引渡條約》第 7 條第 1 款規定“除第十五條另有規定外,應通過外交途徑提出引渡請求”,該條約第 15 條規定了外交途徑的例外情況,即“美國政府對在根據第二條第一款確定的本條約擴展適用的領土上發現的罪犯的引渡請求可向該領土的總督或其他主管機關提出,并由上述機構自行作出決定或提交給聯合王國政府決定。”
       
        為了有利于被請求國當局進行審查,請求國在提出引渡請求時,還應當提供支持引渡請求的證明文件。英美法系的大部分國家對于支持引渡請求的文件更重視的不是逮捕令、判決書之類的司法訴訟文書,而是有關犯罪行為的證據材料,它們注重對被指控事實的審查。就象是在對本國的犯罪案件進行審理一樣,相當嚴格,全然不受請求國司法當局意見和結論的影響。例如,《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引渡條約》第 10 條第一款規定“只有在根據被請求方法律認為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如果他被指控的罪行在被請求方領土也將會被認定需要審判,或證明他是被請求國法院定罪的同一人時,才可以批準引渡。”《日本和美國引渡條約》第 3 條規定 :“只有有充足證據表明 :根據被請求方法律有理由懷疑引渡對象已實施據以請求引渡的犯罪,或者引渡對象為請求方法院已判罪之人員時,才提供引渡。”〔37〕 這是關于證據充分性的嚴格規定。對于未決者來說,有充分證據證明其實施了與引渡請求有關的犯罪 ;對于已決者來說,有充分證據證明已受到請求國法院有罪判決時,才予以引渡。
       
        美國司法當局對請求國提供的支持引渡請求的文件要求得非常嚴格,《日本和美國引渡條約》第 8 條規定:所有引渡請求,均應當伴隨下列文件:1. 表明引渡對象身份的文件;2. 案件事實的陳述;3. 表明據以請求引渡的犯罪的要素和確定罪名之法律條文 ;4. 表明對該犯罪所處懲罰之法律條文 ;5. 表明該犯罪的訴訟時效或執行懲罰的時限之法律條文。當引渡請求涉及尚未判決的人員時,應附有 :1. 請求方法官或其他司法官員簽發的逮捕證的副本 ;2. 證明引渡對象為逮捕證所指之人的證據 ;3. 根據被請求方法律有理由懷疑引渡對象實施了據以請求引渡之罪的證據。當引渡請求涉及被判有罪的人員時,應附有 :1. 被請求方法院作出的有罪判決的副本 ;2. 證明引渡對象為判決所指之人的證據 ;3.(a)如被判有罪的人員尚未判刑,應附逮捕證的副本 ;(b)如被判有罪的人員已被判刑,應附刑罰判決的副本和說明未服刑期的聲明。引渡請求應附有被請求方法律可能要求的其他任何材料。
       
        (三)審查和移交程序
       
        在請求國提出正式的引渡請求之后,就開始了引渡的審查程序。關于引渡請求的審查,國際法律規范一般僅規定由被請求國進行,但具體由被請求國哪個機構來審核則完全屬于被請求國國內法確定的范圍,從各國實踐來看,主要做法有 3 種 :1. 單一行政審查制。即完全采用由行政機構全權審核和批準引渡請求的方式。這種審查方式在引渡開始之初被大量采用,現已基本不用。2. 單一司法審查制。即只由司法機關對引渡請求進行審批。目前只有日本等少數國家規定由法院全權審查引渡要求。3. 雙重審查制(又稱“綜合制”)。即由司法機關和政府主管行政機關共同審查并決定是否應當接受外國引渡請求問題。對請求引渡的司法審查有助于保障被請求國依照本國的法律來分析、判斷和評價引渡案件所涉及的各種實體問題和程序問題,并保障給予當事人相應的訴訟權利以維護其正當權益,其目的在于審查被請求引渡者是否應當被交付審判。對請求引渡的行政審查是一種綜合性的審查,其審查內容相當廣泛,既可以包括司法審查的一些內容,也可以對司法審查以外的有關問題進行審查。目前,大多數國家普遍對引渡請求實行“雙重審查制”。美國采用的是“司法審查” 和“行政審查”的雙重審查模式,首先由司法機關對外國的引渡請求進行全面審查,之后由政府行政機關作出是否引渡的最終決定。美國與 133 個國家或歐洲聯盟等多邊組織簽署了雙邊引渡條約,所有收到的和發出的引渡請求都由司法部國際事務辦公室和國務院法律顧問辦公室審議和評估。〔38〕
       
        美國引渡司法審查的具體程序包括 : 1. 由所在地聯邦法院公開審理。2. 聯邦檢察官代表請求國的利益,作為請求國引渡請求案件的訴訟代理人,進行出庭辯論、提出證據資料等訴訟行為。3. 法庭審理時,犯罪嫌疑人自行委托的辯護人或者聯邦當局委派的辯護人必須在場。4. 審理的爭論焦點主要包括 :(1)請求國是否具有羈押被請求引渡人的證據,有關文件(證據資料)的認證在美國的證據法上是否允許 ;(2)與請求國之間是否有合法的引渡條約,該請求是否符合條約及美國國內法的規定 ;(3)是否已過時效 ;(4)引渡請求案件是否具有政治性等。5. 作出符合引渡條件的判決 :法官根據與請求國的引渡條約及美國的國內法,認定引渡請求證據充分時,作出“符合引渡條件”的判決。
       
        在美國,引渡的最終決定權在政府行政機關,特別是在數項外國引渡請求發生競合的情況下,哪項引渡請求受到優先考慮更多涉及的是行政審查職能而非司法審查職能。〔39〕 聯邦地方法院對引渡請求案件作出“符合引渡條件”的判決后,將判決及有關文件交給聯邦檢察官,再由該檢察官送達給司法部。國務院收到司法部送達的聯邦地方法院作出的有關文件后,如果不存在政治性或其他特別的問題,原則上采取同意引渡的原則。國務院將同意引渡的文件交給請求國駐美大使館。當請求國得到被請求國同意引渡的通知時,應立即派人前往接收被引渡者,將其押解回國,與犯罪有關物品也應當一并移交。至此,引渡程序結束。

      【作者簡介】
      黃芳,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注釋】
      〔1〕吳云、蕭達、李珍、崔杰通、汪析 :“孟晚舟案走向牽動中美加”,載《環球時報》2018 年 12 月 13 日第 1 版。
      〔2〕蘇靜、王會聰 :“美媒 :華盛頓本周將‘起訴中國黑客’”,載《環球時報》2018 年 12 月 13 日第 3 版。
      〔3〕張夢旭、李珍、白云怡、郭芳、郭媛丹、甄翔、柳直 :“中方批駁美國‘網絡竊密’的指控”,載《環球時報》2018 年 12月22日第8版。
      〔4〕參見黃風 :《引渡制度(增訂本)》,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25 頁。
      〔5〕儲槐植 :《美國刑法》(第 3 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 頁。
      〔6〕《美國法典》是美國對生效的公法、一般法以及永久性法律的正式匯編,1926 年第 1 版問世,將建國 200 多年以來國會制定的所有立法(除獨立宣言、聯邦條例和聯邦憲法外)加以整理編纂,按 50 個項目系統地分類編排,規定每 6 年修訂一次,每年有一補編,收入當年國會通過的法律。
      〔7〕外交部條約法律司編 :《引渡法資料選編》,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0-405 頁。
      〔8〕孟鑫 :“長臂管轄原則在美國的晚近發展”,載《法制與經濟》2016 年第 10 期。
      〔9〕王世聲 :“美國法院的長臂管轄權制度”,載《中國石化》2008 年第 10 期。
      〔10〕黃濤濤:“華為 CFO 孟晚舟被捕,美國‘長臂管轄’的‘臂’有多長”,載 http://news.ifeng.com/a/20181206/60184491_0.shtml。2018 年 12 月 22 日訪問。
      〔11〕同注〔5〕,第 11、13 頁。
      〔12〕黃風 :“論引渡的非常規替代措施——由‘袁宏偉案’說起”,載《法商研究》2008 年第 2 期。
      〔13〕趙洲 :“誘捕引渡的國際法分析———由美國誘捕引渡中國公民談起”,載《法商研究》2011 年第 1 期。
      〔14〕 徐超、單超 :“美對我濫用‘長臂管轄’及其應對”,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7 年第 6 期。
      〔15〕[韓]李萬熙 :《引渡與國際法》,馬相哲譯,黃河、黃芳審校,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 頁。“條約前置主義”這一簡練的稱謂是由韓國李萬熙教授在本書中使用的(參見黃風 :“國際引渡合作規則的新發展”,載《比較法研究》2006 年第 3 期)。
      〔16〕黃昀 :“美國引渡之外交政策導向與中國對策分析”,載《理論學刊》2016 年第 5 期。
      〔17〕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CAC/WorkingGroups/ImplementationReviewGroup/ExecutiveSummaries/V1251969c.pdf。2019 年 1 月 10 日訪問。
      〔18〕高燕平 :“美國適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則的發展趨勢”,載《政法論壇》1988 年第 6 期。
      〔19〕王鐵崖、陳體強譯 :《奧本海國際法》上卷,第二分冊,商務印書館 1989 年版,第 185 頁。
      〔20〕黃風 :《引渡制度》,法律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6 頁。
      〔21〕同注〔18〕。
      〔22〕吳海文 :“‘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在美國的適用與美英引渡條約的發展”,載《中國國際法年刊》2015 年第 1 期。〔23〕參見[韓]李萬熙 :《引渡與國際法》,馬相哲譯,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6 - 207 頁。
      〔24〕同注〔20〕,第 169 頁。
      〔25〕外交部條約法律司 :《引渡法資料選編》,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02-603 頁。
      〔26〕加拿大最高法院在 2001 年對美國訴伯恩斯一案(United States v.Burns)的判決中,否決了加拿大政府按美加引渡協議的規定和美方請求將在美國涉嫌犯下謀殺罪的伯恩斯等 2 人引渡到美國受審的行政決定。法院的理由是,美方未做出不判死刑的承諾,而將任何人引渡到一個他可能面臨死刑威脅的國家違背了加拿大《權利和自由憲章》第 7 條規定的“基本正義”。參見楊誠 :“專家談從加拿大引渡賴昌星的曲折過程”,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42f362e0102uwkn.html ,2018 年 12 月 20 日訪問。
      〔27〕王水明 :“美、加死刑引渡發展路徑之考察”,載《刑法論叢》2013 年第 1 卷,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8、89 頁。〔28〕同注〔23〕,第 198 頁。
      〔29〕參見美國第五巡回上訴法院第 98 -41597 號判決。轉引自黃風 :“國際引渡合作規則的新發展”,載《比較法研究》2006年第 3 期。
      〔30〕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CAC/WorkingGroups/ImplementationReviewGroup/Executive Summaries/V1251969c.pdf,2019 年 1 月 10 日訪問。
      〔31〕同注〔25〕,第 479 頁。
      〔32〕參見黃風 :《引渡制度》(增訂本),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97 頁。
      〔33〕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CAC/WorkingGroups/ImplementationReviewGroup/Executive Summaries/V1251969c.pdf,2019 年 1 月 10 日訪問。
      〔34〕同注〔25〕,第 502 頁。
      〔35〕李文靜 :“引渡原則之我見”,載《河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9 年第 1 期。
      〔36〕同注〔20〕,第 99 頁。
      〔37〕同注〔25〕,第 503 頁。
      〔38〕同注〔17〕。
      〔39〕董書麗 :“美國引渡司法審查制度簡況”,載《中國司法》2011 年第 3 期。

      本網站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的觀點與看法。
      轉載請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網
    0
    北大法律信息網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動態
    網站簡介
    合作意向
    網站地圖
    資源導航
    版權聲明
    北大法寶
    www.pkulaw.cn
    法寶動態
    法寶優勢
    經典客戶
    免費試用
    產品服務
    專業定制
    購買指南
    郵件訂閱
    法律會刊
    北大英華
    www.pkulaw.com
    英華簡介
    主要業務
    產品列表
    英華網站
    聯系我們
    用戶反饋
    返回頂部
    二維碼
    熟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