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video id="2jfkz"></video>

    <source id="2jfkz"><mark id="2jfkz"></mark></source><u id="2jfkz"></u>
    <sub id="2jfkz"><dl id="2jfkz"></dl></sub>
    <video id="2jfkz"></video>
    <video id="2jfkz"></video>
    <sub id="2jfkz"><dl id="2jfkz"></dl></sub>

  1. 論刑事訴訟階段之跨越式發展 ——刑事速裁程序構建的另一種思考
    2019/8/13 9:22:19  點擊率[22]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事訴訟法
      【出處】《法學》2017年第9期
      【寫作時間】2017年
      【中文摘要】刑事速裁程序的構建,不應僅僅局限于審判程序的簡化,而應創立一種新的加速刑事訴訟進程的模式,即刑事訴訟階段之跨越式發展。這一命題的提出建立在對刑事速裁程序試點工作反思的基礎上,符合迅速審判和無罪推定原則,也能獲得審判中心主義和訴訟經濟理論的支撐,同時在比較法上具有可資借鑒的成功經驗。刑事訴訟階段的跨越式發展應當圍繞適用條件、基本類型及其啟動方式、強制措施、訴訟文書和審級制度等重要內容,進行有別于傳統訴訟推進方式的新的制度構建,并回應可能面臨的障礙,加強配套措施的建設。
      【中文關鍵字】 刑事訴訟;階段;跨越;速裁
      【全文】

        近年來,圍繞著刑事速裁程序的構建,學術界開展了比較充分的論證,[1]實務界進行了大規模的實驗,[2]在立法上也進行了一定的準備。[3]然而,不管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踐試點,抑或立法準備,基本上都將重心放在訴訟流程的簡化和訴訟期限的提速上,訴訟階段的省略與跨越式發展鮮有關注。筆者認為,要科學地構建我國的刑事速裁程序,還可以尋求另一條不可或缺的路徑,那就是打破傳統的訴訟階段理論,[4]實現訴訟階段的省略和跨越式發展。具體而言,即對于有些特定的案件,在滿足某些條件之后,可以省略從立案到審判中的某一個或某些訴訟階段,直接進入審判程序,一審之后也可以省略上訴審程序,實行一審終審。
       
        一、問題的提出:對刑事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反思
       
        (一)“訴訟階段論”影響下司法過程的平均用力
       
        刑事速裁程序基于對訴訟效率的價值追求而構建,它強調降低投入成本,節約司法資源。從試點的實施情況看,刑事速裁程序在提高訴訟效率方面的成效顯著。然而,細化研究速裁個案的運轉流程筆者發現,個案中對有限司法資源的內部配置并沒有呈現出科學分配的狀態,存在著整體司法過程趨于平均用力的現象。究其根本,是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受到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訴訟理念的影響,刑事訴訟制度是在“訴訟階段論”的理論基礎上構建起來的,其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第一,訴訟階段論將刑事訴訟的整體過程分為偵查、起訴、審判等若干階段,各個訴訟階段之間互不附屬,各自履行其獨立的任務和目的,但各階段之間又相互牽連、環環相扣,不斷推進刑事訴訟的流程向前發展,形成一個線狀的“鏈條型結構”;第二,各專門機關之間更多地是分工協作、相互配合的互動關系,而非隸屬關系,刑事訴訟采取一種“流水作業式”的構造,公、檢、法三機關作為流水線上的三個操作員前后接力,相互配合、互相補充,共同致力于國家刑罰權的實現,完成追溯犯罪的任務。[5]有鑒于此,各個訴訟階段之間處于一種平等、獨立的地位關系,導致速裁程序運行時,程序本身所擁有的司法資源被平均配置,各訴訟階段司法資源的投入基本呈現出等量消耗的局面。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頒發的《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辦法》(以下簡稱《試點辦法》)規定,適用刑事速裁程序審理的案件,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的期限為8個工作日,人民法院審判的期限為7個工作日。[6]可見,在規范層面上,起訴和審判兩個訴訟階段的訴訟時間并無明顯差別;在實踐操作中,檢察機關的審查起訴周期平均為7天,而10天內完成速裁程序審判的案件比例則高達95.16%。[7]目前司法實踐中這種對各個訴訟階段的時間較為平均的分配,使得整個司法過程也會趨于平均用力,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法凸顯出某一訴訟階段的重要性。
       
        (二)偵查階段欠缺明確規定導致的司法資源浪費
       
        構建刑事速裁程序的重點在于法庭審判這一關鍵階段。然而,《試點辦法》主要在人民檢察院作為公訴機關如何展開審查起訴工作、人民法院作為審判機構如何簡化庭審活動方面著力,對刑事速裁程序的偵查階段鮮有涉及,譬如,公安機關如何展開對速裁案件的偵查活動?對偵查期限長短、強制措施的適用等等具體問題也缺乏明確、詳盡的規定,導致刑事速裁案件在實踐中陷入“提速難”的困境。在諸多試點地區,由于偵查程序規定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偵查機關大多比照普通程序的辦案期限進行偵查活動,無形中不必要地拖延了訴訟時間。在考慮是否應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時,判斷標準也比較模糊,雖然速裁程序審理的案件范圍都是被告人自愿認罪的輕微刑事案件,但幾乎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被公安機關采取非羈押或羈押性質的強制措施,刑事速裁案件本身“輕、快”的特點并沒有導致強制措施適用率的降低。
       
        除此之外,偵查階段具體規定的缺失還容易導致偵查與起訴、審判等環節難以形成有效對接,難以迅速化解速裁案件在調查取證、證據開示、社會調查評估等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公、檢、法三機關“各自為戰”或者“單兵作戰”,刑事速裁程序難以發揮三機關相互配合、協力作戰的成效,導致訴訟效率的提高嚴重受限,造成司法資源的不必要浪費。[8]
       
        (三)刑事速裁案件中審前羈押的常態運用
       
        刑事速裁程序是為緩解案多人少的司法壓力、貫徹“罪刑相適應”“輕罪輕刑”原則而設計的一種快速審理機制。它的適用范圍被限定在依法可能判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被告人自愿認罪且對適用速裁程序無異議的輕微刑事案件。然而有關數據顯示,刑事速裁程序中被告人判決前被采取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措施(非羈押性強制措施)的比例占46.64%;而被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羈押性強制措施)的比例達53.36%。[9]誠然,與簡易程序60%-70%的羈押率相比,刑事速裁程序已經很大程度地降低了羈押性強制措施的適用率,但是,若從程序自身的特點出發重新審視我國的刑事速裁程序,仍有許多不合理之處:一方面,輕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對法益的侵害程度較輕,對社會的危害程度較低,能讓國家用較少的司法資源去盡快修復破損的社會關系;另一方面,在被告人自愿認罪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真實的有罪供述相當于對自己實施的犯罪行為做出了負面評價,其對自身危害的認識和悔過態度的表達都顯示其對社會的危害性已經消弭,便于國家在實現刑罰權的同時積極通過刑事訴訟開展法制教育,促使被告人回歸社會。因此,綜合考量以上兩種因素,沒有必要對刑事速裁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采取羈押性強制措施。如果被告人最終被法院宣布判處拘役、管制等刑罰,則審判前的羈押行為無異于變相的“刑期倒掛”,是對被告人人身自由權利的不當侵害;同時,也是一種無效益的浪費司法資源。在輕微案件的快速審理機制下,仍有相當一部分的被告人在審判前被公安機關采取羈押性強制措施,可見我國審前羈押濫用的現象在刑事速裁程序中依舊大量存在。
       
        二、刑事訴訟階段跨越式發展的正當化基礎
       
        上述對刑事速裁試點工作的反思表明,僅僅從簡化訴訟流程上下功夫,難以實現刑事訴訟程序的真正提速,而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實行刑事訴訟階段的跨越式發展。那么,理論上需要研討的是,如何正當化訴訟階段跨越式發展的構想。
       
        (一)迅速審判原則
       
        根據聯合國關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尤其是被暫時限制或剝奪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來說,他們不但具有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同時還有獲得迅速審判的權利。刑事訴訟階段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在刑事速裁程序中進一步落實迅速審判原則的另一種全新的設計思路:即對于某些特定類別的速裁案件,在保證司法公正的前提下,通過適當、合理地跨越刑事訴訟運行流程中的某個訴訟階段來提升訴訟效率、縮短訴訟時間,實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迅速審判權。
       
        遵循迅速審判原則可以為刑事速裁程序的有效運轉帶來諸多利處:其一,迅速審判權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項重要權利,有利于降低訴訟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負面影響。雖然適用刑事速裁程序的都是輕微刑事案件,但作為犯罪嫌疑人被追訴,不僅會影響被追訴者的聲譽,甚至會不同程度地波及其親屬、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內心會因此產生無法排解的焦慮、擔憂的心理情緒。況且試點地區的數據也表明,雖然并非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在審判前遭受羈押,但這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常被采取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等非羈押性措施,對其人身自由規定諸多限制,導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極有可能喪失工作,影響今后的生活。而迅速審判原則有利于早日消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控訴產生的焦慮、煎熬,幫助其盡快回歸社會。
       
        其二,刑事訴訟階段的跨越式發展也有利于防止因證據滅失造成的風險,及時實現國家的刑罰權。刑事速裁程序擁有的司法資源本就有限,如果能在短時間內集中有限的偵查力量收集、固定證據,可以避免時間流逝對證據能力產生的影響,便于形成強有力的證據鏈條,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從而迅速定罪量刑執行刑罰。既通過縮短時間的方式降低強制措施的適用率,也有利于減少犯罪嫌疑人在審判前翻供、串供的風險,保障國家快速實現刑罰權。
       
        (二)無罪推定原則
       
        無罪推定原則是對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種程序保障,強調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被如何對待的問題。其體現了人類尊嚴之政治道德與法律原則,[10]理應被奉為刑事訴訟之圭臬。依法限制或者暫時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本來是為保障刑事訴訟的順暢進行而適用的預防性措施,在司法實踐中卻逐漸被異化為一種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懲罰性措施。刑事速裁案件的被告人具備三個特點:其一,是輕微刑事案件的犯罪人;其二,已經向公、檢、法機關如實、自愿供述自己的罪行;其三,對適用刑事速裁程序的決定無異議。其自身的特點業已能表征其阻礙刑事訴訟程序順利進行的概率是很低的,所以,如仍對其采取羈押性的強制措施,相當于在法院審判前就已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執行“刑罰”。這一現象無疑是對無罪推定原則的違背。而在刑事速裁程序中嘗試訴訟階段的跨越式發展,通過縮短訴訟期限的方式,防止審前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當監禁,降低羈押性強制措施的適用率,是在刑事訴訟法中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的選擇之一。
       
        (三)審判中心理論
       
        審判中心主義要求,刑事訴訟從整體上應以審判活動為中心,偵查、起訴等環節應當圍繞審判進行并接受審判程序的審查與檢驗,偵查活動是為審判提供事實依據和追訴對象的活動,起訴是開啟審判程序和提供審判對象的環節,而執行則是落實審判結果的程序。在審判中心主義的視角下,偵查、起訴和執行程序與審判程序之間的關系不再是鏈條型結構,而是三者皆服務于審判環節的“聚集型結構”,審判階段成為整個刑事訴訟流程的重心和核心。然而,刑事速裁程序在試點地區的實施情況表明,其并未有效實現審判中心主義的應有之意,并未正視審判階段與偵查、起訴、執行階段之間的關系應為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而非平行關系。刑事速裁程序的改革重點落腳于對庭審環節的簡化,對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等環節進行大幅度刪減,卻沒有對審前程序做出相應的簡化,許多試點地區的審前程序甚至比審判程序更為復雜。例如,在審查起訴階段,檢察官為了向法院出具量刑建議書,在審前就已多次對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況進行充分盤查和訊問,以致法庭審判異化為確認檢察官在審查起訴階段所做的訊問工作、提交的起訴書及量刑建議書的法律效力的環節。這種偏向于程式化的庭審模式,造成刑事速裁程序的庭審時間通常很短。根據媒體報道,許多試點法院審理每起案件用時平均一般不超過5分鐘,[11]甚至有的法院審理4起刑事速裁程序的案件,庭審時間僅用了6分鐘。[12]法院對檢察院的審查起訴、量刑建議等書面材料的過度依賴,導致“審判作為整個流水線上的最后一道工序,很大程度上僅是對上游工序的檢驗或復核”,[13]卻不去關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的真實性、自愿性、合法性,致使真正決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命運的并不是審判環節,而是審前環節。在這種模式下,審判階段無異于服務于審前階段,審前程序成為訴訟的中心,導致整個刑事訴訟流程本末倒置。
       
        從整體看,刑事速裁程序著力于簡化訴訟流程的大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也應該注重其內部各環節之間的關系,保持審判程序在整體訴訟流程中的核心地位。刑事訴訟階段跨越式發展的思路突出體現審判中心主義的要求,糾正了在刑事速裁程序中審判程序服務于審前程序的本末倒置。換言之,借由訴訟階段的跳躍,將司法資源集中于審判階段,理順審前階段為審判程序的服務型關系,調整、改變刑事速裁程序運行的總體結構,使刑事訴訟順暢進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得到更好的保障。
       
        (四)訴訟經濟理論
       
        效率與公正一直是刑事訴訟法研究的永恒課題,新一輪的司法改革更是對這一命題提出新的挑戰。刑事訴訟經濟原則要求,在保證訴訟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國家專門機關和訴訟參與人在刑事訴訟的過程中,盡可能地降低國家司法資源的投入,減少人力、物力、財力的消耗,爭取用較低的訴訟成本來實現特定的訴訟目標。[14]為了緩解司法資源與司法需求的緊張關系,刑事速裁程序的試行可謂是實現訴訟經濟原則的一大利器。筆者在刑事速裁程序的基礎上主張的刑事訴訟階段的跨越式發展,又提供了另一種能夠節約司法資源的路徑。
       
        刑事訴訟階段的跨越式發展的總體思路就是在某類特定的速裁案件中對審前程序進行適當跳躍,由此進一步減少投入到輕微刑事案件中的司法資源成本。誠然,偵查、起訴、審判等每一個訴訟環節都有其使命和任務,刑事訴訟流程層層把關也是為了保障司法公正,讓有罪者受到應有的懲罰,確保無辜者的權利免受侵犯。但刑事訴訟階段的跨越式發展并不意味著對司法公正的漠視或是犧牲,而是在公正與效率的博弈中,理智地選擇一方作為側重點,以實現程序設立的根本目的。況且,刑事速裁程序的構建是以效率作為根本的價值取向,“不應當賦予速裁程序以其他價值訴求,否則不僅刑事速裁程序的特點無法形成,其所期待的節省司法資源的功能也難以實現”。[15]當然,刑事訴訟階段的跨越式發展也不等于不加限制地省略所有速裁案件的審前環節,而是合理地設置一些門檻條件,符合條件的某類特定案件因為其自身案件的特點,不需要經過偵查、或起訴環節中繁瑣的審批、審查機制,而是單刀直入地將側重點放在法庭審判的定罪量刑環節,其目的是以最快的速度實現國家對犯罪人的懲罰,以時間換取資源的合理配置,選取成本較低的方法實現特定的訴訟目標。
       
        三、刑事訴訟階段跨越式發展之比較法考察
       
        二戰以后,隨著犯罪率的不斷攀升,司法資源的投入加大,主要西方國家刑事訴訟發展的總體趨勢之一就是積極探索、逐步建立簡易程序和其他快速審理機制,擴大簡易程序和其它快速審理程序在刑事案件審理中的適用比例。現今西方國家針對不同的案件類型、實踐需求已經發展出許多類型的快速審理程序,法院將近9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通過這些特別程序加以解決,節省出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重大、復雜的疑難案件審理。
       
        (一)刑事速裁程序的域外實踐
       
        德國的快速審理機制較為發達,我國學者常將德國的處罰令程序與我國刑事速裁程序作比較研究。處罰令程序針對的是輕罪案件,依檢察院書面申請,可以不經法庭審理而以書面處罰令的方式確定行為的法律后果。如果根據偵查結果認為該案件無法庭審理的必要,則由檢察院通過提起處罰令申請來代替公訴的提起,并在申請中針對特定的法律后果,作出對被告人犯罪行為的法律評斷。除此之外,德國還設立了一種快速審理程序。該程序主要針對案情簡單或證據清楚、適宜立即審理的案件。檢察院可以通過書面或者口頭申請的方式啟動快速審理程序進行裁決,且檢察院提出申請時,可以不經是否啟動審判程序的裁決而立即或在較短時間內開始法庭審理。檢察院無須提交起訴書,可以選擇在法庭審理開始時口頭起訴并將起訴的主要內容記人庭審筆錄中。[16]
       
        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的特別程序編共設置了5種速審程序,積極為各種類型的刑事案件提供快速審理的通道。有數據表明,意大利將近80%的案件都是依照各種特別程序審理的,由此節約了大量的司法資源。鑒于篇幅所限,筆者僅介紹對我國刑事速裁程序有借鑒意義的快速審判程序、立即審判程序和簡易處罰令程序。快速審判程序在以下四種情況下可以適用,并且均須強有力的證據證明被告人應受懲罰:①被告人犯罪時當場被發覺或逮捕,檢察官可在48小時之內將被告人送交法官,要求批準逮捕和進行快速審判;②即使被告人不是在犯罪時被發現,檢察官有大量充分的證據證實被告人實施了犯罪,并要求進行快速審判,被告人也表示同意的;③被告人正在犯罪時被發現,但尚需作進一步的調查,此時檢察官可在14日之后要求快速審判,以便進行更全面的調查;④被告人向檢察官作了徹底的坦白,檢察官也可以實行快速審判,14日內被傳喚出庭受審。與之相似的還有一種立即審判程序,即經過調查表明有真實證據證明被告人有罪,并且已經訊問被告人且被告人做出有罪供述,檢察官可以要求免除初步庭審階段,而由負責初期偵查的法官決定進行立即審判,同時被告人也享有要求立即審判的權利,該程序與美國刑事訴訟法中被告人自動放棄預審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最后一種是處罰令程序,處罰令是法官根據公訴人的建議發布的獨立適用財產刑的命令,包括為替代監禁刑而科處財產刑的情況,其只適用于檢察官認為罰金處罰已經足夠的輕微犯罪案件。[17]
       
        法國的刑事立法將犯罪區分為重罪、輕罪和違警罪三個等級。關于輕罪案件的審理程序,根據法國1983年6月10日的法律規定,輕罪法庭可以通過“立即出庭程序”受理案件。在此程序下,任何當處刑罰為2至7年有期徒刑的輕罪案件,或者當處刑罰為1年至7年有期徒刑的現行犯罪案件,如果檢察官認為證據充分,無需進行偵查,能夠快速審判時,經過被告人明確表示同意,則可立即將被告人提交法庭進行審判。而違警罪案件均可適用簡易程序審理,該程序的起訴方式和審理方式很簡單。在被告人未提出程序異議的前提下,檢察機關選擇適用簡易程序,將訴訟案卷及公訴意見書送交違警罪法庭,不必一定經過法庭辯論環節,法官即可做出裁判,或者免予起訴,或者科處罰金。
       
        英國雖然沒有對犯罪作出重罪和輕罪的劃分,但仍將刑事案件分為可訴罪、簡易罪案件,其中對于簡易罪和經被告人同意的少量可訴罪案件由治安法院依照簡易審判程序進行審理。治安法院啟動簡易審判程序的依據是檢察官提出的非正式起訴書,有時可采取口頭方式起訴。庭審中,如果被告人做有罪答辯,法庭則不再出示證據和傳喚證人,由治安法官直接量刑。[18]同為英美法系代表國家的美國,治安法官的輕罪處理程序同樣也是實現迅速審判的重要渠道。在日本的簡易裁判程序中,略式程序和即決裁判程序是較有啟迪意義的速決程序。由于適用略式程序的刑事案件一般都比較輕微,簡易法院原則上不進行開庭審理,僅根據檢察官提出的書面資料,通過略式命令科處罰金或罰款。只要被告人對適用略式程序處理案件表示同意,檢察官便可在提起公訴的詞時以書面形式提起略式命令的請求,被告人不需要到案即可接受審判,法院迅速進行裁判。而另一種即決裁判程序,是對可能判處1年以下懲役、禁錮、罰金或罰款的刑事案件,考慮到案件輕微、事實清楚、預計證據調查可以很快完成等因素,為實現程序合理性和迅速性的目的而設立的簡易程序。該程序的運轉流程與略式程序大致相同,只是在適用即決裁判程序的情形中,檢察官提出申請即決裁判程序后,法院必須及時開庭審理,盡可能在當日宣告裁判。[19]
       
        (二)速裁程序的類型化解析及其啟迪
       
        通過比較域外國家的立法經驗可以發現,為加快訴訟進程,適應不同類型刑事案件的司法需要,不同國家的制度設計往往演化出不同的快速審理模式。總體而言,筆者認為可以細分為兩種類型:
       
        1.法律程序的簡化。法律程序的簡化,通常是指在普通程序的基礎上,適當減少庭審的部分環節,或者直接省略掉全部庭審過程而采取書面方式,允許法官以簡便、快速的形式進行審理。法律程序的簡化是各國為推進繁簡分流、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的普遍做法。從我國設立的簡易程序以及各國設立的各類型快速審理程序中均能體現出對某一訴訟階段內法律程序的簡化。比如,法國違警罪案件適用的簡易程序、日本的即決裁判程序即是通過簡化庭審某一環節來加速審判進程;而德國、意大利的處罰令程序以及日本的略式程序,雖然各程序的具體規定不盡相同,但總體來說都是針對適用非人身自由刑的刑事案件,在保留刑事訴訟偵查、起訴階段的前提下,通過省略開庭審判來加速刑事訴訟的整體進程。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學者在談及刑事速裁程序未來的構建方向時提到應當借鑒德國的處罰令程序,省略開庭審理的過程直接采取書面審查的方式。[20]筆者不敢茍同,雖然德國的處罰令程序與我國的刑事速裁程序都立足于訴訟經濟的立場,但是兩者在具體的運行方式上并不具備可比性。在德國的處罰令程序中,刑事法官簽發處罰令的法律后果僅限于罰金、剝奪駕駛許可等非人身自由刑,而我國的刑事速裁程序可能判處的刑事處罰除了拘役、管制或單處罰金以外,還有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筆者認為德國的處罰令程序更類似于我國的行政處罰活動,但我國刑事速裁程序牽涉到對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從刑罰的種類、范圍以及嚴重程度上看,不應將兩者放在同一范疇內比較。
       
        2.訴訟階段的跨越。訴訟階段的跨越,意指在滿足某種條件的前提下,通過省略刑事訴訟流程中的某個訴訟階段以實現加速審判的效果。縱觀各國有關快速審理程序的法律規定,可以基本歸納出兩種訴訟階段的跨越模式:一是預審階段或審查起訴階段的跨越。該模式由檢察官直接將案件移送法院,案件不需要經過預審或審查起訴階段即可直接迸入正式的法院審判環節。例如,意大利的刑事訴訟流程分為初期偵查、初步庭審和審判三個階段,而快速審判程序,即是案件不經過初步庭審程序(特殊情況時甚至可以跳躍初期偵查程序),而由檢察官直接將案件提交給審判法官進行裁判;與之有細微區分的立即審判程序雖不能跳過初期偵查程序,但也是經由負責初期偵查的法官跨過初步庭審程序而直接以命令的形式啟動立即審判程序。相類似的英國治安簡易審判程序同樣采取跳躍預審階段的做法,檢察官只需制作簡單的起訴書或口頭起訴便可直接啟動審判程序。
       
        另一種訴訟階段的跨越模式,是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預審)階段的同時跨越。德國的快速審理程序針對的是案情簡單或證據清楚適宜立即審理的案件,直接跨越偵查和起訴階段,由檢察官提出申請,在短時間內啟動審判程序,開庭審理案件并作出裁決。法國的立即出庭程序亦是在檢察官認為案件證據充分,沒有進行偵查的必要,能夠及時審判的情形下,跳躍整個審前程序,將被告人立即提交法庭審判的速裁機制;在該種模式下,由于訴訟階段跨越的幅度最大,法院一般在案發后幾天內即可快速審理完結案件并宣布裁判結果,壓縮訴訟進程的效果最為顯著。但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英國的治安簡易審判程序中存在審判階段對法庭辯論環節的簡化外,其余幾種速裁程序雖然都跳躍了訴訟階段,卻沒有省略開庭審理環節,法律程序簡化的程度并不明顯。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在縮短訴訟期限的同時,避免可能使被告人的基本權利受到侵害的因素出現,重視庭審階段的審查裁判功能。
       
        由上觀之,法律程序的簡化和訴訟階段的跨越,是加速刑事訴訟程序的兩種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模式。我國刑事速裁程序的改革多將焦點關注于前者,而對后者則關注甚少。
       
        四、刑事訴訟階段跨越式發展的基本設想
       
        刑事訴訟階段跨越式發展是一個宏大的系統工程,涉及一系列訴訟制度和訴訟程序的變革,本文擇其要者形成如下基本思路。
       
        (一)關于適用條件
       
        在刑事速裁程序中實行訴訟階段跨越式發展,首先應當研究速裁案件在具備何種條件時能夠進行訴訟階段的跳躍。筆者認為有以下三種情況:其一,被告人犯罪時被公安機關當場抓獲或被公民當場發覺并扭送至公安機關的情況。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被當場抓獲,一方面容易給被告人造成心理上的壓力,難以抵賴或否認自己的犯罪行為,便于鼓勵其自愿認罪;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公安機關及時收集、固定書證、物證或證人證言等現場證據,形成有力、完整的證據鏈條,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嚴格證明標準。其二,即使被告人不是在犯罪時被當場發現,但偵查人員已經收集到大量充分的證據。此時,證明犯罪事實存在的證據鏈完整、充分,已經達到定罪量刑所需的嚴格證明標準,無需拖延訴訟時間進行重復審查,可以直接交由人民法院審查定罪。其三,適用于被告人投案自首或者在偵查期間向偵查人員如實坦白犯罪事實的情形。在此情形下,被告人的悔罪態度積極,只要有罪供述是在真實、自愿的情形下做出的,則應當允許對被告人進行快速審判減輕其訴累,使其盡早回歸社會。此外,為了體現對被告人基本權利的尊重,筆者認為適用刑事訴訟階段跨越模式的速裁案件應當事先征求被告人同意,即對是否適用該程序的真實、自愿的表達,給予其程序選擇權。
       
        那么對于適用訴訟階段跨越模式的速裁案件是否需要進行罪種上的限定呢?筆者認為,由于訴訟階段的跨越模式在我國刑事速裁程序中屬于一次全新的嘗試,實踐經驗還不夠成熟,因此將罪種范圍限定在《試點辦法》規定的依法可能判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危險駕駛罪、交通肇事、盜竊、搶奪等11類犯罪或者可能單處罰金的案件較為合適。[21]首先,是因為這幾類案件在司法實踐中占據較大部分的比例。自從《刑法修正案(八)》頒布以來,全國法院判處i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案件占到了43%,其中盜竊罪和危險駕駛罪是基本形態。[22]試點地區的數據結果顯示,速裁程序適用的罪名種類呈現相對集中的發展態勢,適用最多的罪名是危險駕駛罪,占速裁案件總數的49.55%;其次是盜竊罪,占20.62%;再次是毒品犯罪,占19.16%;另外故意傷害罪占4.59%,父通肇事罪占2.58%,其余案件合計僅占3.50%。[23]如果這幾類案件能夠適用跨越式發展的訴訟模式,那么無疑會解決一大部分的速裁案件,節約相當一部分的司法資源。其次,訴訟階段的跨越式發展畢竟要犧牲被告人的一部分訴訟權利,明確其適用范圍也有利于為司法實踐提供較強的可操作性,增強司法的透明度,加強社會媒體及普通民眾對司法操作的監督。隨著訴訟階段跨越式發展的逐步成熟,再考慮逐步放開其適用范圍的問題。不過,對于非限定罪種范圍內的被告人如果愿意適用此種跨越模式,早日擺脫訴累,則應當賦予其程序選擇權,畢竟參與偵查、起訴等程序,本質上都是被追訴者的權利,如果他放棄此種權利,那么為保障此權利的訴訟階段便也不再具有存在的意義。
       
        (二)關于刑事訴訟階段跨越式發展的基本類型及其啟動方式
       
        《試點辦法》規定,刑事速裁程序的啟動方式是以檢察機關建議啟動為主,公安機關建議人民檢察院啟動等方式為輔。[24]某區試點法院的數據結果表明,在該區一段時間內審理的315件刑事速裁案件中,有59.3%的比例是檢察機關建議啟動,而30.5%的比例是公安機關建議啟動,[25]可見公安機關建議檢察院啟動速裁程序的情況在司法實踐中也頗為常見。筆者認為根據跨越式發展的適用條件可以具體分為兩種啟動模式:其一,對于當場抓獲或被扭送,亦或是被告人投案自首,如實坦白后公安機關能夠及時收集足夠的證據形成完整證據鏈,并達到刑事犯罪定罪標準的案件,則偵查人員應盡快在48小時之內將被告人送交法院,建議人民法院啟動速裁審判程序,此時案件跳躍了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直接進入審判階段;其二,如果對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尚有疑點,不能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此時偵查人員一般應在10天左右的時間之內進行更全面的偵查行動,并在偵查終結后及時送交法院啟動審判程序,此種情形的速裁案件經歷了偵查環節,跳躍的是審查起訴階段。通過這種訴訟階段跨越模式,避免因內部繁瑣的重復審查批準機制,從而加快訴訟進程。
       
        不管采用何種啟動模式,起訴主體都必然與傳統的公訴主體不同,即不由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而直接由偵查機關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而且其提起訴訟的方式亦可有別于書面起訴書方式。
       
        (三)關于強制措施
       
        刑事速裁程序的適用率與被告人的羈押率應呈現反比關系,但基層辦案人員在實踐中依舊堅持實用主義的觀點,速裁案件中的羈押比率并沒有大幅度降低,仍達到50%以上。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對被告人采取非羈押性強制措施后,會受到辦案風險不易評估等因素的影響。此外,刑事速裁案件的羈押率居高不下,也與試點地區的司法實際有著密切的關聯。此次開展刑事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地區幾乎都是人口流動量較大的一、二線城市,而流動人口犯罪數量的不斷增加已經成為我國一個嚴峻的社會治理難題。相當數量的流動人口群體所犯罪行若為輕微刑事案件,盡管該類案件可能并未達到適用拘留、逮捕等羈押性強制措施的法定條件,但是辦案機關考慮到涉嫌犯罪的外來人員在本地多無固定住所,人員流動性大等客觀原因,如果不采取羈押措施的話,極易產生被告人不知去向、下落不明的風險。在此背景下,偵查人員從有利于辦案的角度出發,即便是簡單、輕微的刑事案件,也大多采取羈押性強制措施。然而,這又會影響刑事速裁程序在降低被告人羈押率方面的實踐效果。但在刑事速裁案件訴訟階段跨越發展的模式下,由于訴訟階段的跳躍極大地推進了訴訟進程,訴訟時間也相應在原本速裁程序的時間基礎上進一步縮短。因此,基本不存在被告人妨礙訴訟活動正常進行的風險,故應當盡量采用傳喚、拘傳等保證被告人順利到案、到庭的措施。只有在特殊情況下,被告人為城市流動人口、居無定所等因素極有可能影響訴訟順暢進行之時,才可以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非羈押性措施。但是,應嚴格控制、降低羈押性強制措施在訴訟階段跨越模式中的適用比例。
       
        (四)關于訴訟文書
       
        關于速裁案件訴訟階段跨越式審理的訴訟文書,筆者認為根據兩種不同的啟動方式,可以有兩種相對應的做法:對于當場抓獲或被扭送等能夠在48小時內迅速送交法院審判的速裁案件,偵查人員辦案時記載的實況筆錄可以代替起訴書送交人民法院;而對于偵查機關尚需進行偵查活動的速裁案件,可以將偵查終結時辦案人員撰寫的偵查終結報告書代替起訴書送交人民法院。雖然在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機制中,控訴職能一直是人民檢察院的專屬職能。但筆者認為,對于此類適用刑事訴訟階段跨越模式的刑事速裁案件,應當賦予偵查機關控訴的職能,即無論是偵查人員辦案時記載的實況筆錄^還是偵查終結時辦案人員撰寫的偵查終結報告書都具有啟動人民法院審判程序的法律效力,無需再由檢察院進行審查起訴,從而實現起訴階段真正意義上的跨越。
       
        其實,由偵查機關履行控訴職能在域外國家的立法規定中早有跡可循。例如英國的司法警察不僅負責大部分刑事案件的偵查取證工作,而且還享有對部分刑事案件的起訴權。[26]又如美國對于某些諸如酗酒、賣淫、違反交通法規等輕罪、微罪案件,警察有權決定起訴并在法庭上出示證據,調查本案之警察宣誓簽名所作成之書類的控訴相當于請求法院判決的起訴書。[27]由此可見,在適用訴訟階段跨越式發展的速裁案件中,檢察機關對于控訴權力的讓渡是一種突破性變革,但由于這一變革僅限于刑事速裁程序中,并不會打破公、檢、法三機關職能關系的總體格局。
       
        此外,我國人民檢察院除了履行控訴職能之外,法律監督職能也一直是其擁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職能。在適用訴訟階段跨越式發展的刑事速裁案件中,人民檢察院雖然不需要履行控訴職能,但依舊可以通過行使法律監督的方式實現對刑事速裁案件的監督,如偵查機關向人民法院移送案件書面材料后,應同時送交副本到人民檢察院存檔備案;又如人民法院宣判后,也應同時抄送判決書副本一份至人民檢察院,以方便人民檢察院在必要時可以另行啟動法律監督程序來維護司法的公平正義。
       
        (五)關于審級制度
       
        關于速裁案件訴訟階段跨越式審理的審級應當適用一審終審制度。首先,刑事速裁程序整體的價值取向是追求結案效率,且適用速裁程序的案件都是輕微的刑事案件,案件本身處理難度較低,因此沒有必要建立二審終審的審級制度。其次,二審程序所彰顯的救濟、糾錯功能在刑事速裁案件中并不能得到良好體現。因為,在滿足被告人作出有罪供述須是真實、自愿的前提條件下,一方面被告人對于犯罪行為是真誠悔過,自愿承認罪行;另一方面,偵查機關可以跳躍某個訴訟階段而直接送交法院審判,也是因為收集的證據材料滿足“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嚴格證明標準。在此情形下,刑事速裁程序一審判決發生裁判錯誤的概率很小。同時,也有數據表明,適用刑事速裁程序案件的服判息訴率很高,在速裁案件判決后,檢察機關、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均沒有提出要抗訴或上訴的請求,而個別被告人是因為留所服刑等原因提出上訴,上訴率僅為2.20%。[28]即使發生被告人對量刑結果不滿意準備上訴的情況,筆者認為也無需大費周折地重新建構刑事速裁程序的二審程序,而可以效仿德國處罰令程序中“被告人如對刑罰命令不服,可在送達后兩周之內聲明異議。對提出聲明異議之后的審判程序,原則上適用一般的訴訟規則”的做法。[29]給予被告人異議權表達對判決的不服,并且根據異議內容將速裁程序轉換為簡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審理,以此實現被告人的救濟權利。
       
        五、我國刑事訴訟階段跨越式發展的障礙及其克服
       
        刑事訴訟階段的跨越式發展是一種新的嘗試,雖然前文對該命題的理論論證很多,但是在構建時一定會面臨質疑和障礙。如何回應質疑、克服障礙,并且構建一系列的保障性配套措施,將刑事訴訟階段跨越式發展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是我們應當進一步關注的問題。
       
        (一)刑事訴訟階段跨越式發展面臨的操作風險
       
        對于我國刑事速裁程序的設計而言,刑事訴訟階段跨越式發展仍然是一條新的道路。雖然訴訟階段跳#在域外國家已經發展得較為成熟,但考慮到我國本土的司法現狀,訴訟階段跨越式發展的構建依然會面臨諸多障礙和質疑。例如,難以排除被告人在偵查過程中不堪忍受羈押、訊問之苦,為了早點出來而被動選擇認罪的傾向。尤其是在某些試點地區,曾經出現部分偵查人員出于提高辦案效率、早日結案的動機,采取刑訊、誘供等非法偵查手段取得非法證據或瑕疵證據的現象。所以,為了避免刑事速裁程序在我國淪為刑訊逼供滋長的土壤,有必要對其采取充分的預防措施。
       
        此外,實踐中也難以有效避免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于早日了結爭端,以及自以為是輕微案件,索性一股腦都認了或者替他人擔罪受罰的“頂包現象”出現。畢竟采取訴訟階段跨越式審理的速裁案件,需要跳躍偵查或起訴等訴訟階段,在減輕繁瑣的審批制度帶來不便的同時,也喪失了通過多個訴訟環節的重重審查來保障案件情況真實、自愿的程序正義。如果因為訴訟階段的跨越式發展而導致大量逼迫認罪或者“頂包”案件的出現,不僅是對國家刑罰權的不尊重,也與國家追訴犯罪的根本理念背道而馳,違背了刑事訴訟階段跨越模式設立的初衷。
       
        比照域外國家設立的快速審理機制,審前階段雖然采取跳躍訴訟階段的做法,但是一旦法庭開庭審理則是按照普通程序的訴訟規則嚴格進行,其根本目的也是為了防止因訴訟階段的跳躍導致的冤假錯案。雖然,我國適用訴訟階段跨越式審理的速裁案件,在開庭審理時無法做到按照普通程序的模式進行庭審,但是筆者認為可以采取一系列保障機制來避免刑事訴訟階段跨越可能帶來的弊端。
       
        (二)刑事訴訟階段跨越式構建的配套措施
       
        根據數據資料顯示,在一項試點法院適用刑事速裁程序判處刑罰情況的社會調查中,法院判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案件仍占據34.7%的比例。[30]這意味著仍有相當一部分的被告人經過刑事速裁程序的審判被剝奪人身自由。刑事訴訟法應本著尊重、保護公民人身自由權利的初衷,即使在加快訴訟進程的目的下也理應保持謹慎態度,對被告人的犯罪情況予以充分審查,避免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被無端侵犯。所以,為刑事訴訟階段跨越式發展構建配套措施尤為必要。
       
        首先,應保障對被告人有罪供述自愿性及真實性的充分審查。刑事訴訟階段跨越糢式不是盲目地一味追求速度,前提是保證裁判結果的正確性。自愿性是被告人自愿認罪的正當化基礎,被告人不能是被強迫、被欺騙或者是被不正當地引誘而做出的有罪供述。一般而言,被告人認罪自愿性在刑事訴訟中的體現是被告人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的確立,保障措施包括被告人的沉默權以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制度在實踐中得到切實、有效的運用,而非被束之高閣。只有在刑事被告人有權利選擇是否做出有罪供述,其放棄沉默權之下的自愿認罪才被認為具有正當性。故而在法庭審判時,法官應當在庭上將綜合考察、詢問被告人自愿認罪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作為庭審圍繞的重點進行審理,以保障被告人權利,保證司法的公平正義。
       
        其次,被告人享有對自己所認罪行以及證據的知悉權。只有被告人對自己所涉罪名相對應的法律規定有清楚的認識,對自愿認罪的法律后果有正確的估計和判斷,在信息充分、認知正確的基礎上被告人做出的有罪供述、放棄訴訟權利的決定才具有真實性。因此,在刑事速裁程序中律師的幫助顯得尤為重要,通過律師向被告人解釋速裁程序的含義及刑事訴訟階段跨越可能產生的法律后果,來保證被告人能夠在是否認罪以及程序選擇的問題上做出更理性、真實的選擇。目前不少試點地區相繼在看守所等地建立值班律師制度,為速裁案件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這是一種有效幫助被告人了解刑事速裁程序、自愿做出有利于自己的程序選擇和證據知悉的良好途徑。所以,可以通過推廣看守所律師值班制度、提高值班律師隊伍的業務水平和職業素養等方式,為被告人獲得高質量的法律援助服務提供保障。
       
        最后,法院在審判階段應對被告人犯罪的事實基礎進行全面的審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的有罪供述不能作為對其定罪的唯一依據。在刑事訴訟階段跨越發展的模式下,法官在庭審環節更應重視審查是否有事實基礎足以支撐被告人認罪。對事實基礎的全面審查,一方面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訴訟權利,防止其因認識錯誤而錯誤認罪;另一方面,有利于維護國家的公共利益,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虛假認罪而侵害公共利益。這種做法在實行快速審理程序的國家也是通例。無論是職權主義的代表國家德國,還是當事人主義的代表國家美國,都要求法院審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的事實基礎,都不會僅僅依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答辯對其進行定罪量刑。
       
        六、結語
       
        刑事速裁程序的試點工作,有利于進一步推動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精細化發展,是推進案件繁簡分流,優化司法資源配置的有效路徑。立足于當前全面深化、落實司法改革措施的大背景,著眼于既有刑事速裁程序試點改革的初步探索及成功經驗,未來刑事速裁程序的試點工作需要在現有改革成效的基礎之上,重新審視試點地區潛在的實踐問題,繼續發展并完善速裁程序的制度架構,從更加開闊的視角去發現構建刑事速裁程序的其他道路。對刑事訴訟階段跨越式發展的不斷探索,會為我國刑事速裁程序的發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作者簡介】
      劉泊寧,北京大學法學院。
      【注釋】
      [1]這方面的理論著述很多,比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汪建成:《以效率為價值導向的刑事速裁程序論綱》,《政法論壇》2016年第1期;劉廣三、李艷霞:《我國刑事速裁程序試點的反思與重構》,《法學》2016年第2期;李本森:《我國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研究——與美、德刑事案件快速審理程序之比較》,《環球法律評論》2015年第2期。
      [2]自201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在北京、上海、廣州等18個城市開展刑事速裁程序試點工作以來,刑事速裁程序的構建日漸成熟,同時也暴露出很多問題。
      [3]具有代表性的文件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決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辦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座談會紀要》。
      [4]按照傳統的訴訟階段理論,刑事訴訟是分階段循序漸進地進行的,刑事案件要從立案→偵查→起訴→審判→執行,步步推進。
      [5]參見陳瑞華:《從“流水作業”走向“以裁判為中心”——對中國刑事司法改革的一種思考》,《法學》2000年第3期。
      [6]具體規定請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辦法》,http://www.ahxb.cn/xingshifagui/ll/2016-01-10/2437.html,2016年10月1日訪問。
      [7]詳細請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情況的中期報告》,http://www.npc.gov.cn/npc/ xinwen/2015-ll/03/content_1949929.htm,2016年9月30日訪問。
      [8]同前注[1],劉廣三、李艷霞文。
      [9]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8月26日《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中期評估論證會》發布的《評估資料》。
      [10]參見易延友:《論無罪推定的涵義與刑事訴訟法的完善》,《政法論壇》2012年第1期。
      [11]參見丁國鋒:《南京速裁800余起刑案每案用時不超過5分鐘》,http://www.chinanews.com/sh/2015/11-02/7601028.shtml中國新聞網,2016年9月30日訪問。
      [12]參見王貴彬:《平谷試點刑事速裁4案庭審用時6分》,http://bj.people.com.en/n/2015/0423/c82838-24603044.html人民網,2016年9月30日訪問。
      [13]參見何家弘:《從“庭審虛化”走向“審判中心”》,《法制日報》2014年11月5日第10版。
      [14]參見張楠:《試論刑事訴訟經濟原則》,《法制與社會》2013年第8期。
      [15]同前注[1],汪建成文。
      [16]參見[德]克勞思·羅科信:《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1版)》,吳麗琪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04頁。
      [17]參見王以真主編:《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頁。
      [18]參見[英]邁克·麥康維爾、岳禮玲選編:《英國刑事訴訟法(選編)》,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組織編譯,程味秋、陳瑞華、楊宇冠等譯校,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171頁。
      [19]參見[日]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張凌、于秀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170頁。
      [20]代表性觀點及論述可參見孫志偉:《意大利認罪協商程序及其對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啟示》,《河北法學》2016年第4期。
      [21]《刑法修正案(九)》的頒行,進一步降低了入罪門檻,許多被修改、增加的罪名刑罰大多較為輕微,司法實踐對推動刑事案件繁簡分流、節約司法資源的需求將進一步加大。有鑒于此,出于犯罪微罪化處理的需求量逐漸增大的司法現狀考慮,筆者認為可以放開刑事速裁程序的適用范圍,對可能判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依法單處罰金的所有案件,在同時滿足其他適用條件時應允許適用刑事速裁程序,與刑事訴訟階段跨越模式下的速裁案件類型作出區分。
      [22]同前注[1],劉廣三、李艷霞文。
      [23]同前注[9],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文。
      [24]具體規定請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辦法》,http://www.ahxb.cn/xingshifagui/ll/2016-01-10/2437.html,2016年10月1日訪問。
      [25]參見趙恒:《刑事速裁程序試點實證研究》,《中國刑事法雜志》2016年第2期。
      [26]參見[英]麥高偉、杰弗里·威爾遜主編:《英國刑事司法程序》,姚永吉等譯,何家弘審校,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頁。
      [27]參見王兆鵬:《美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77頁。
      [28]同前注[9],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文。
      [29]同前注[17],王以真主編書。
      [30]同前注[9],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文。

      本網站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的觀點與看法。
      轉載請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網
    0
    北大法律信息網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動態
    網站簡介
    合作意向
    網站地圖
    資源導航
    版權聲明
    北大法寶
    www.pkulaw.cn
    法寶動態
    法寶優勢
    經典客戶
    免費試用
    產品服務
    專業定制
    購買指南
    郵件訂閱
    法律會刊
    北大英華
    www.pkulaw.com
    英華簡介
    主要業務
    產品列表
    英華網站
    聯系我們
    用戶反饋
    返回頂部
    二維碼
    熟女